劳动节前最后一天，李亦学在北京向科技部汇报完“区域科学数据共享项目”的前期工作情况，满怀憧憬地踏上了回沪的飞机。“这个项目对我有着特殊意义，它的顺利进展意味着我回国9年来的梦想终于一步步接近现实了。”
2000年回国，李亦学一手创建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信息学中心。2002年，他又联合沪上11家单位组建上海生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短短几年，中心已成为国家生物信息技术研究的支撑基地。而李亦学的梦想，是在全国层面实现生物信息数据共享，让国内有限的科研投入产出最大的效益。
他和老赵的“君子协定”
李亦学喜欢用“机缘巧合”概括自己的成长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新疆大学物理系的青年教师，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出国留学考试，优异的成绩把他一路送到了德国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又迈进了世界顶尖科研机构———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EMBL）的大门，成为实验室中屈指可数的中国人。
1999年秋天，李亦学应邀回国参加在杭州举行的某生物信息学研讨会时，碰到了时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赵国屏。赵国屏透露，他们正在筹建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物信息学中心。“在中国做事不容易，但只要有耐心，还是能成功的。”9年后的今天，李亦学一直记得“老赵”当时说的这句话，它正是李亦学情定上海最初“心动”的原因。会议结束后，他和赵国屏长谈了5个小时。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经历上山下乡，喜欢脚踏实地做事，两人相同的成长环境和价值观，让李亦学大呼相见恨晚。生物信息学本身的发展前景也让他坚定了留在上海的决心。
这次长谈以两人互拍肩膀，口头“君子协定”告终———来年3月回国组建生物信息学中心，中科院将以前所未有的每年200万元项目经费的力度全力支持。
他和自己的“君子协定”
刚回国一两年，项目经费很让李亦学知足，自己的工资却并不算多。每月除去必要开支，也就剩下1000多元。和在德国一个月5000多马克净收入相比，简直天壤之别。为了省钱，他天天挤公交车上下班，后来索性骑车上班。
回国“创业”的艰辛不必多言，这也使自称懒人的李亦学离最初设想那条安宁的学者生活之路越来越远。选择上海的背后，事业感召是重要原因，但也是和个人渴望施展才华，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的“思乡病”联系在一起的。从小时候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古训就被李亦学牢记心中。
2003年非典期间，李亦学让更多人见识了生物信息学的魅力。当时有关部门正考虑批量生产一种可能具有抗非典作用的抗
流感类
制剂。但是究竟对非典病毒有没有作用，谁也说不准，李亦学认为，既然这种抗流感药物的靶点蛋白已知，只要利用计算机，将此蛋白和SARS病毒内的蛋白进行比对，如果有吻合处就说明有效，反之则无效。仅用了三四秒钟，计算机运算结果显示，两者基本不存在相似处，因此该制剂有可能对非典病毒无效。要知道，一个SARS病毒有3万多碱基对，人工比对这些海量信息根本不可能。李亦学选择的策略和算法，不仅节省了大量人力，也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生产投入。
非典期间的精彩亮相对李亦学来说，只是运用生物信息学的一个简单案例。更令他自豪的，是中心科研能力的不断提高：每年在国际领域顶级
学术刊物上发表十多篇
论文、中心的数据分析队伍堪称全国最全最丰富；由他负责的一网两库（研发公共服务平台前身），构建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共享数据中心和文献标准库，引进链接国内外公共数据库逾万个，并涌现出多个市场化科技信息服务供应商，产生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不可估量。
他和太太的“君子协定”
“太太的收入比我多。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也有‘君子协定’，在家务事分工上，我就得负责难度较高的哄儿子睡觉和喂奶工作，夜里多干些。”李亦学幽默地自嘲。夫妇俩的生活情趣，从太太定期为他更换手机彩铃就可见一斑。这几天，李亦学的彩铃歌曲是《千里之外》。
如果不是几年前那次
手术，李亦学或许会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狂”。2004年前后，曾在上山下乡时落下的腿疾又隐隐发作，可他一直忙得没空去看病。直到后来，疼得从办公室到对面会议室的几步路都走不了，在领导和同事的督促下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右腿髋关节股骨头已坏死，还没来得及动手术，左腿也开始出问题。“动一条腿躺3个月，动两条腿也是3个月，那显然后者合算”，动完手术，李亦学在家躺了3个月，看着妻子和家人又要工作，又要忙前忙后照顾自己，他突然觉得很内疚：没有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和个人事业都将岌岌可危。一个只顾工作不懂得生活的人，必定会给家人带来许多困扰，这也不是“君子”所为。生物信息学被称为破解生命天书的得力武器，而李亦学在这3个月里，也思索了许多关于生命、生活的命题。如今，他又以全新的心态投入生命科学领域无尽的探索中。
作者：
200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