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出版的《环球科学》将中国科学家的一项研究列入年度十大科学事件，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实验室提出的“DNA上存在第六种元素——硫”。它的发现者邓子新，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他的这项非凡成果获得国际分子生物学界的一片叫好声，专家评论说，这是一项振奋人心、令人意外的发现，具有最高级别的科学价值。
骆新：我们看到了您做了一个报告，是有关DNA大分子上一种新的硫修饰，一个新生领域的诞生，您曾经在第14届国际放线菌生物学大会上，您做了这个报告。我一直没搞清楚，这个DNA的第六元素有多么重要。
邓子新：因为我们今天生命科学作为生命的物质基础的话，就是DNA大分子，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自从华生?克里克，这个可能你知道，我们可能大众也知道
，发现了DNA双螺旋结构以后，可以说是后来的生物学，一直到我们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的变化，诞生了许多新的领域。那么我们现在发现有些生物DNA上有第六种元素，也就是所谓的硫修饰。
骆新：那时候大伙儿发现DNA只有五种元素，碳……
邓子新：碳、氢、氧、氮、磷。尤其是当时生物、化学的教课书，把DNA和蛋白之间有没有硫元素作为鉴别DNA和蛋白之间的一个主要的指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一个成果出来了以后，引起科技界、甚至国际科技界普遍的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这里头就像你打开了这一扇大门，里头有许许多多的新的科学内容有待于我们去深究，好比说能不能用来治疗
癌症，治疗像病毒、
艾滋病这样一些疑难杂症，这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
1957年，邓子新出生在湖北山区的一个贫苦农家，兄弟姐妹5个，家大口阔，生活困难。父母对这个小儿子寄托了最多的希望，指望他长大成材，过上美好的新生活，于是取名为“子新”。
骆新：他们说您是湖北的房陵人是吧？
邓子新：房陵，房县人。现在也是风景秀美，也是一个令人很神往的地方。
骆新：这地方经济情况怎么样？
邓子新：一直到现在还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尤其是在我那个时候，可能火车都没有看过。当时我家里穷到什么地步，可以说是整个半个月，都把一个月的粮食全部吃完了，我父母就要把谷子碾成大米以后，一斤大米要去换五斤红薯，为了我们姊妹多吃几口，现在红薯又是好东西，看到红薯我都发怵。
骆新：您刚才说您的家庭背景还不好。
邓子新：我家的出身不是太好，父母都是受了很多苦。我的父亲说实在话，真是非常地正直、非常地善良，我记得我父亲要我去买一瓶酱油，售货员给了我酱油以后，忘了收这五分钱，我回来了，我还沾沾自喜，高兴得不得了，说爸爸，爸爸，你看他给了我酱油，但是没收我五分钱，我父亲感到很惊奇，他打了我一巴掌，你怎么能够不给人家钱呢，快给我送回去。
正直、诚实，这是父亲教给邓子新的第一课，从那以后，他更能体谅父母持家的不易了。
邓子新：几十里的山路，挑一百多斤的茅草，我十几岁就可以担当起这些重任。而且到星期天的时候，我要到县里砖瓦厂去挑砖、运瓦，那时一天能够赚上八毛钱，就能够补贴一下家用。
骆新：如果家里赚钱是作为第一要义的话，你怎么去读书呢？
邓子新：就是因为很穷、很苦，所以也还是千方百计地给我们提供机会，上初中、上高中。我读书的时候，连一个练习本都买不起，一个学期下来两块钱学费，可能都要拖到一个学期完了以后也交不了。
骆新：两块钱都交不起？
邓子新：两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做作业都是顶格写，这一页纸顶格运算，都是顶格，左右边际的那一点缝隙都是舍不得。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20岁的邓子新迎来人生中的第一个机会，他不负众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生化系。
骆新：我看到您的简历，说您是最早考上大学的，算是1977年。
邓子新：1977级，我是第一届。
骆新：那会儿也没有想到会恢复高考。
邓子新：对，我高考头一天，我还在工地上开山放炮，第二天完全是一身泥土走进考场，现在是很不可思议。
骆新：您要去进行考试的话，我特别想知道，您当时就选定了您要学生物吗？
邓子新：没有，没有，那个时候说实在话，要谈有什么志向，那真是不敢想。我们那些农民太苦了，能够跳出农门，完全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骆新：转变身份，变成城里人。
邓子新：对，上大学那更是梦寐以求了，所以那时候在我看来，天底下的科学就是数理化三种，真的不知道有什么科学，你说那时候学生物更是不知道了。我的老师劝我去报文科，我就有一个私心，我看文科就那么几个学校，我只要能够出去，所以我看理科那么多学校，所以我就报理科。大学可以说是我生命过程中的一个转折，我全家，及其我的整个的家族都觉得脸上是特别有光的一个事情。
成功的喜悦还没过去，一个打击却劈面而来。在老家当惯了优等生的邓子新，进入大学的第一次考试就遭遇了重挫。
邓子新：第一次英语考试，我可能是班上倒数第一名。我们在中学的时候念，可能那时候书本都没有，可能26个字母能够理解全就已经不错了。但是英文后来逐渐地感觉到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功课，那我就比别人每天起码要多花那么两三个小时，早上七点钟别人起床，我总是五点钟就起来了，就跑到后山湖边上读英文去了。
骆新：后来您成为班里最好的了。
邓子新：名列前茅吧，名列前茅。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特长，就是喜欢写点东西，当天的一些所见所闻，老百姓一些非常朴素的故事，能够把它写成小故事、小新闻，然后连人民日报社都敢寄。
骆新：有过发表吗？
邓子新：不好意思，写了一百多篇，都是石沉大海。但是总归我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个豆腐块的文章发表了以后，简直欣喜若狂，当时的心情跟我考上大学一样。
1982年，邓子新毕业留校任教，并被推荐到欧洲分子生物中心约翰?霍普伍德教授门下深造。跨入世界现代科学最前沿，邓子新如饥似渴，他用3年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别人6年才能完成的学业，戴上了英国皇家博士帽。
骆新：那会儿您也算是中国比较早的公派生。
邓子新：属于改革开放这一代里头，我算是出国比较早的这一批。
骆新：去英国的话，是不是国家还应该给点补贴、给点补助？
邓子新：我记得好像当时158英镑一个月。
骆新：生活费？
邓子新：生活费。我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我的机会已经比别人太好了，158英镑是我老家的农民，那些长满老茧、布满皱纹的农民，可能一百个人辛苦奋斗一年，整个家合起来可能也赚不了这158英镑。
骆新：差距这么大？
邓子新：那当然了，你要这么比的话，那这个真是。我们那时候你说脸朝黄土背朝天，你苦干一年，能够挣几个工分。而且我们那时候158英镑，真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我还节省，我回来的时候，还买个微波炉、买个冰箱，为了回来以后科研工作能够开展起来。
骆新：我知道您在英国公派出去以后，也受到教授的喜欢，他们甚至希望您在毕业以后留在英国。如果您留在英国，那完全是彻底翻身，经济上、待遇上。
邓子新：从我出国，可能一直到我回国，中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留下来，我经常回忆起我们农村、我的老乡，我走的时候，他们拉着你的手说，子新，出国，你可要回来，别人不回来，你可要回来。在他们的眼里，好像那个时候，出国了以后你不回国，为国家来做贡献的话，你就像是有很大的负罪感一样。我当时确确实实是就是那么想的，我要回来，而且我二话没说，回到我原来留校的母校，我没有任何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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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邓子新实验室宣布，他们发现DNA中存在第六种元素——硫，和许多闻名于世的科研成就一样，这一令世人大开眼界的发现，也源于一次意外的试验结果。
骆新：您当时冒出第一个想法，先发现这个现象是在什么时候？
邓子新：发现这个现象实际上在八十年代的末期，通过一个非常偶然的发现，一个习以为常的现象，大家都觉得不值得一提的一个现象。
骆新：您当时发现有这么一个问题，你要把它至少做一个定向的分析，就是说靶子找到了，但是我得打到靶子的正中央，那我需要时间，我得不断去练习，那么这势必牵涉到一个项目的立项问题，万一您做了二十年，您发现上面还是没有硫，那不就失败了吗？您误人子弟，您把学生全都给带坏了。
邓子新：你是很内行的，这是我们现在科学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共同的问题，也就是说有些项目是共识的，有些项目在一定时间是非共识的。这个现象发现以后，尤其是在我们提出可能DNA上有硫元素的时候，可能更是大家不敢恭维。
骆新：您还得做反对您的人的工作？
邓子新：对对对。中间经历的一些挫折、一些茫然，甚至一些可能是打击。所以我们中间这么多年为什么就揭示不了，你说你要到任何地方去发表，别人不会给你发表的，但是你必须要做到家、做到位，所以我们中间各方面，别人提出一个疑问，我们都要做好长的时间来应付这么一个疑问。
由于此前人类所知道的DNA修饰只有甲基化一种，邓子新的发现遭遇到学界的普遍怀疑，如果说发现的瞬间是激动人心的，那么证明的过程却是艰苦而漫长的。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实际上我们实验室很多博士生招上来以后，都不愿意接手这个课题，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混水，发不了文章。我做了一段时间，我一看，两眼摸黑，我就不想做了，我就想打退堂鼓。我就专门跟邓老师谈，我说这个课题难度太大。后来邓老师开导我，他觉得我有这方面潜力。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研究生
邓老师讲过，做科研有可能就像一个侦探在破一个案子，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犯，他永远也不会主动去招供，主动去承认，你必须得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他，用不着他说任何话的时候，你可以断案了。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因为这个科研项目原本它在国外有几个实验室已经不做了，已经做不下去了，因为是很novel、很新的东西，大家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做。而邓老师他们就把这个课题咬住了以后，他就非常坚韧不拔地要把它攻破。
实验室里的邓子新就像一个破案高手，经过无数次的排查验证，沉寂了20年的谜团终于浮出水面，硫元素就整合在DNA的骨架上，邓子新用事实回答了人们的疑问。
骆新：那么这个当中你是靠什么方式能够坚持？
邓子新：我觉得我们非常欣赏这个过程，成功是一种享受，我觉得失败有时候也是一种享受。
骆新：我特别想知道比如在实验室里，是成功对您的影响更深刻，还是失败对您的影响更深刻？
邓子新：我们可能更多的，尤其在科学研究中间，更多的是去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逆境，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往往我会把挫折，如何把逆境变成顺境，把失败变成成功，把坏事变成好事。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他有一天从办公室里出来了，然后跟我们讲，你们谁能把这个结构搞清楚，把我的脑袋砸碎都可以，就这样讲。后来结构出来了，我们还跟他说，把你的脑袋砸碎。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研究生
可能以后碰到了类似的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仍然会想到，邓老师坚持了二十年，他会成功。那我可能再坚持坚持，再多走两步，可能我就看到希望了。
邓子新辅导学生实况：
学生：就是想找到一种药性差一点的，对菌有抗药性，但是对人自身没有害，再怎么做你能不能再给点建议？
邓子新：你有了这些基因，哪一个地方要发生什么变化，才产生一些什么预期结构，这样你才能够下面的工作，可能就一步一步开展起来了。
现在，邓子新常常被学生问起，如何能在一个不被看好的项目上，坚持了20年，沉默了20年。邓子新的回答是，相信自己，耐得住寂寞，不急功近利。
骆新：我发现真正获得诺贝尔奖，绝非是他当年就出成果的奖，现在我们又要花很长时间继续去进行
检验。
邓子新：我可以说没有一个人做诺贝尔奖的成果，最初就是奔着诺贝尔奖去的，他就是无意之中。
骆新：我们这儿有时候一旦做一个实验，实验刚一开始做就开新闻发布会，说我们现在正奔着诺贝尔奖，这是未来的诺贝尔奖，急功近利。
邓子新：这就是社会浮躁的一个方面，而且实际上我们也不必要每天把这个情结系得那么紧，诺贝尔奖的成果也好，包括自然科学，甚至是各方面的成果，它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不是我们今天急、明天急，就能够出得来的。这就是我们必须要遵循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要允许失败，要允许自由地探索。
骆新：现在的年轻科学家他之所以缺乏这方面的动力，就是因为我们总是要求他短时期内要出结果，比如每年都要在SCI（科学引文索引）上发表
论文。
邓子新：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一年、两年，你不发多少多少SCI论文，就觉得你这个科学家、你这个教授好像不高产，好像给你投了钱，你如果没有冒泡，这就是问题。所以社会的评估的体系，要容忍失败的这种体系，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地健全。我们应该容忍失败，科学上面尤其如此，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整个的探索过程是科学的、是逻辑的，这个过程没有最后出论文出产品，它还培养了人，对不对，它还培养了人，所以我觉得这些是科学研究，文化、科学、人文底蕴的积累。
现在，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邓子新依旧承担着给本科生上课的任务，同时还带着30多个博士、硕士研究生。邓老师的严格人尽皆知，学生的每一篇论文，他常常要修改六七遍。
骆新：现在在大学里都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您真正当好一个科学家，你就专心做项目，教课其实是很浪费时间的。但是我发现您还有一个特点，您还不放弃教课，您教课的时间还很多。您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究竟教课是您的主业，还是研究是您的主业？
邓子新：我现在科研任务是比较重，但是我对教学还真是非常非常地热爱，实际上我在研究室里带了很多研究生，所以研究生的课，教他们既是科研的内容，又是教学的内容。我觉得我是认真地去对待我讲的每节课，我希望我讲的每一节课，不管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们都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骆新：有很多博士生导师，或者像您这样有声望的科学家，已经放弃给本科生教课，这些本科生其实应该让我的学生去教，我专心做好我的研究，我带好我的博士。
邓子新：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教学和科研之间是非常有机的联系。实际上一个好的科学家，他能够把一门课程讲好，对他做好研究是非常非常，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的。在你准备组织好把一门课程讲好的同时，可以不断地给你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所以这两者我觉得是不能够分开的。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我们这些人实际上是都很有个性的一些人，都受过博士训练，都很有才华，但是同时都很有个性，脾气都很大，其实我觉得比较难领导的。他很善于领导我们，比如说他要一个材料，来了以后，这个材料如果写得很好，他会给你电子邮件回信的时候，Excellent(非常好)，Good(很好)。实际上有些材料写得不好，不好的时候我们也发给他，发给他就没动静了，这个没动静我们就琢磨，这个没动静到底为什么是没动静，实际上回头一看，材料写得恐怕不满意。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梁晶丹博士
一点点小小的进步，他就会鼓励你、夸奖你，然后你得到了夸奖，你还想得到下一个夸奖，所以这样的话就带动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刘天罡博士
在做报告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的拼写的错误，或者是写作上的一些错误，他都会非常严厉地指出来，然后会觉得很不留情面。
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汪志军博士
我们的成果实际上是越来越多，每年的论文都比前一年的更深刻、更广泛，题材更广泛、更深入，所以说我们是很有安全感的，觉得没问题，会很有成就。
对DNA大分子的研究，是生命科学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而邓子新破解DNA硫修饰之迷，必将打开又一个新的领域。对于成果，邓子新平静而淡然，他说自己要走的路还很长。
邓子新：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发现有多么重要，对社会、对国际社会，对人类有多大的贡献，但是很多东西是我们今天无法预测，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总结的，就是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如何去总结它失败的经验教训，如何启迪我们青年学者在以后步入科学生涯的时候，如何来正确地、科学地、逻辑地来进行思维，我觉得这是同等重要的财富，可能有时侯比你发表一篇论文、更多的论文更加重要。
骆新：这是我今天采访您我觉得，虽然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一定搞清楚DNA上硫的修饰究竟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其实您已经把您的工作方法、您对世界的看法，我觉得这个是最有价值的。
作者：
200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