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种子，一切都谈不上！因为种子是农业生产第一位的物质资料和高度集约的技术载体。”戴小枫博士右手轻轻地点击着桌子，神情略微激动。
和往常一样，上午7：30，他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
管理局副局长办公室里，开始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尽管接受采访的那天是星期六。
戴小枫说，生物育种在生物农业中处于龙头的位置：“可以这样形象地比喻，生物育种相当于火车头，种业这个车头前进了，配属和挂靠在后头的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疫苗、生物农药、生长调节剂等这些车厢就会自然往前跑。”
“怎么强调生物育种都不过分”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进入了转型期。
戴小枫说，国家现在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基于对国际政治、经济、科技发展态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等进行深入研究后做出的战略判断和抉择，这是必然的和唯一的选择。“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生物农业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我国经济社会未来发展具有革命性和决定性的意义。
他介绍，生物农业就是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为主要代表的现代农业高技术在农业上应用后产生的新的技术形态、产业形态、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了生物种业、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疫苗、生物农药、动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产业领域，代表了世界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目前，我们国家‘十二五’规划把上述几大领域圈定为我们生物农业的重点。”戴小枫说，其中最重要的是处在核心位置的生物种业。
资料显示，品种对提高我国农业生产的贡献率达35%以上。农业产业的每一次技术升级和换代，都是以良种革命为先导，促使农业产业内部结构优化、链条延伸，带动灌溉、施肥、农药、农机、栽培、耕作、加工、物流、销售、消费等领域的产业升级，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大发展，乃至人民生活方式的变革。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到2030年，我们需要在较高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养活16亿人口，这要求我国今后20年内每年粮食总产量要以不低于1%的平均增产率持续实现增产。在技术战略的选择上，第一位的就是通过生物育种的方法千方百计地持续提高农作物自身的生产能力,其次才是通过中低产田改造、农业区域治理以及耕作、栽培的措施，围绕新品种的特性和高产需要，优化配置土、肥、水、光、热、气、药等要素，使作物自身的增产潜力发挥出来，实现大面积上农作物单产水平的普遍提高。
“仅从这两点来看，怎么强调生物育种在生物农业中的作用和地位都是不过分的。因为它是核心的、基础的，其他生产要素都是围绕它去配套的、去实现它的增产潜力的。”戴小枫说。
他介绍说，生物育种产业是建立在现代生命科学理论和
遗传改良技术基础上的高技术产业，从人类生产活动的流程上看，它包含了资源收集、种质创新、材料创新、遗传育种、中间试验、区域生产试验、品种审定、原种繁育、商品种籽（苗木）生产、加工、包装、物流销售、引种试验、售后技术服务等主要的产业环节。
戴小枫表示，发展生物种业，很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要考虑选择那些通过了国家新品种审定，具备了产业化条件的成熟技术和突破性、广适性的农业新品种，通过“产业化示范工程”的扶持，使其快速形成规模生产能力，占领种业市场，到农业生产一线发挥作用。
“这种产业化示范行为，集中体现了新兴产业具有的前瞻性、战略性、成熟性和可行性。经过示范的引领，帮一下、促一下、推一下，经过三五年最多十年左右就能使星星之火燎原成为新的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进而发展成为新的战略支柱产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确保16亿人民的福祉。”
农作物基因专利不足美国的10%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我国生物农业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技术研究发展的整体水平上，我们国家已经跻身先进行列，具备了与世界强手同台竞技的基础。
“在个别的技术研究领域，比如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水稻、转基因玉米，水稻、小麦、棉花、油菜、大豆的杂种优势利用，基因工程猪、牛、羊，一些生物工程农药、兽用基因工程疫苗的制品与应用研究，我们国家甚至是领先世界的。”戴小枫介绍。
但在产业的整体发展上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例如，我国迄今获得的农作物基因专利总数约7000件，尚不足美国一个国家的10%。对涉及基因资源的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市场准入等，我国迄今尚没有健全的、系统的制度、法律与管理安排，也缺乏国家层面的总体战略和规划。
此外，在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龙头企业、市场服务体系等方面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应对严峻的挑战。
例如，发达国家和跨国集团纷纷投巨资于种质资源功能基因的大规模挖掘，抢占和瓜分地球上剩下的生物基因资源，抢注基因专利、垄断知识产权，为产业发展抢占先机和战略制高点。
资料显示，世界前10大跨国种业公司在这方面专利份额达到了50%~60%，在我国截至2009年底申请的2803件农作物转基因技术专利中，国内科研单位和大学申请的不到15%，85%的农作物基因产权专利被孟山都、杜帮先锋和先正达等3家跨国巨头所瓜分。
产业聚集度越来越高。通过合资、并购、参股等方式，美国本土和美属跨国企业控制了全球约50%的种子市场、70%的基因专利、40%的商用种质资源。
全面迎战 重点突破
面对严峻的挑战，戴小枫认为，需要从多个层面全面提升我国生物育种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最为紧迫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非常有必要实施一个“农业基因知识产权与技术专利抢注工程”的国家专项。用组织两弹一星的方式，委托有关优势单位集中力量攻关，对主要的农业动物、农业植物、农业
微生物代表性的物种和核心种质等相关的基因进行测序、基因克隆、功能验证、规范与标准研究、技术专利覆盖。
第二，要形成生物育种的技术体系。要抓好转基因育种、分子标记育种、辐射诱变育种、染色体工程育种、细胞工程育种、杂种优势利用等育种技术的研究开发。建议国家组织实施一个生物育种专项，包括但不仅仅是转基因专项，形成我国特色的生物育种技术体系，支撑产业发展。
第三，加大产业化示范力度。以国家技术补贴形式支持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联合发展，加速成熟技术应用和新品种选育规模化生产，通过产业化示范工程推进技术转化与应用，扶持企业做大做强，在主要的种业领域扶持若干个领头的旗舰或者航母企业，形成生物种业的产业集群。
第四，政府要花大力气优化和完善生物种业产业发展的市场服务体系与环境。建设国家基因专利与新品种保护权转让中心、良种交易中心、种苗拍卖中心、良种网上电子商务中心等社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系。
最后，在有关制度包括人才制度的完善上，国家也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发展生物农业，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包括高级人才移民政策，以吸引全世界优秀的生物产业技术、管理与经营人才。“要让他们像当年白区的进步青年，哭着喊着往延安跑一样往中国跑。”戴小枫说，“形成了这样的氛围和环境，我们的生物产业就一定大有希望！”
作者：
201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