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初的天津海归教授，主持多项国家“863”计划课题的学者，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世界
微生物遗传与进化领域中活跃的科学家——王磊，感觉应该是个有“故事”的人。
更何况，他的名片上还印着三个头衔：天津市功能基因组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院长、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研究中心主任”、“学院院长”、“公司总经理”——“三位一体”，令人浮想。
中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著名生物学家，初任南开大学校长，坦言：履新之前并不十分知晓王磊的业绩。如此一说，
学术界圈外对王磊知道更少。
面前的王磊，文质彬彬，低调、谦和。
国外学者有一条石油和知识的比较“定律”：石油使用的越多，剩下的就越少；相反，知识使用的越多，创造的知识就越多。
今天，王磊及其团队的最新发现，为这条“定律”提供了新的解释：知识的累积与创造，使可开采的石油增多成为可能。
目前全球探明储量的石油中，超过60%的部分采用现有技术无法开采，主要为黏度高、流动性差的重质石油(俗称“重油”)。大自然有种采油微生物，专门爱“吃”重油，王磊等人恰好破解了它的奥秘。
追求
永远走在前沿
《美国科学院院刊》最近刊登了王磊课题组的
论文，完成了一株重要的采油微生物的全基因组破译，揭示了其遗传信息，首次发现重油代谢路径，对于微生物采油技术的革新具有重要意义。王磊团队的研究过程曾引起我国领导人(温家宝总理曾亲临该实验室视察，并有指示——注)的关注。
王磊说，这是人类第一次知道微生物降解重油的机理，我们已对其中的关键发现申请了国际专利保护。
尽管微生物采油技术已经问世30余年，但微生物怎样“吃”重油，是人们长期的困惑。
能“吃”重油的微生物，并不是将宝贵的石油资源喝掉，而是拥有降解重油的本领，可以用于处理石油污染，帮助开采石油。
上世纪90年代，南开大学教授刘如林等科研人员在天津大港油田发现了一种嗜热脱氮土壤芽孢杆菌，他们为它取名“NG80—2”。它在45至73摄氏度的条件下存活，能以原油为唯一的“食物”，具有独特的降解重油和产生表面活性剂的能力。
但10多年来，它的基因“密码”仍然未知。
3年前，从澳大利亚留学归来的王磊跟刘如林教授交流时，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长杆状的单细胞生物潜在的科学价值。于是，他与刘如林组成课题组，运用国际先进的基因组学和蛋白组学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NG80—2”。
他们从中发现了一种关键的生化酶，能帮助细菌将重油的主要成分——长链烷烃降解为小分子。这是国际上首次对长链烷烃(俗称“重烃”)的微生物降解途径做出鉴定。
令人兴奋的是，NG80—2能够大量产生这种生化酶，课题组将其命名为“长链烷烃羟化酶”，同时还得到了分离和富集这种蛋白的简单方法。
在论文中，王磊等人称这种蛋白是对付石油污染的“理想候选者”。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大港油田的现场试验就表明NG80—2可有效提高采油率达6.6%。
研究组的同事们为这项发现自豪，王磊告诉他们，只有永远走在前沿，才是应有的学术追求。他和团队已经开始了破译另一种采油微生物的基因组。与NG80—2不同，这是一株低温采油菌，可在8到20摄氏度的条件下存活。
4年前，美国夏威夷大学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中心主任阿兰教授找到王磊，希望与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联合实施“木瓜基因组测序计划”。这是我国科学界继参与人类基因组和超级杂交水稻全基因组破译后的又一项大型基因组破译，也是世界上首次对木本经济作物全基因组进行破译。
这次走在前沿的国际化合作，又为王磊团队赢得了另一个机会。南开大学泰达生物技术学院与美国、新西兰、智利的多家在极端微生物研究领域具有实力的机构，发起成立了“国际极端微生物合作项目”，利用各国资源，以极端环境下的微生物为模式，探索原始生命与现代生命的关系。
融入
智慧在合作中迸发
正是为了“永远走在前沿”，上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南开大学生物系，并在天津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工作后，王磊远赴澳大利亚，学习国外先进的生物技术，1992年获得悉尼大学微生物学博士学位。
然而，2001年底王磊的一个决定，曾让很多朋友以为他已背离了这个信条。这一年，王磊接受母校的邀请，归国任教。
国内是什么状况？长期在海外的王磊，没法跟朋友解释清楚。从1997年开始，他每年都回国讲学一两次，但毕竟只是走马观花式的访问。
而在国外，他不但有世界著名的导师，而且已担任澳大利亚微阵列研究中心微生物检测芯片的负责人，还曾任国际经合组织和美国农业部农业研究中心研究员，成为微生物基因组学领域较为活跃的青年科学家。他在悉尼大学所负责的实验室，研究成员已有七八个人。
“那时候，国外人员觉得中国什么都不行，国内的科学基础不好，回去只会耽误学术生命。”
事实上，王磊尚未回国之时，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就已为他的一个生物芯片项目立项，并提供了120万元的经费。
凭什么？当年担任王磊班级辅导员的冯小品，如今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她说，几年前学院师资一度青黄不接，人才断层，讲台上“一片白发苍苍”，很多课程因为一批教授的退休而被取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改革开放后，南开大学生物系出国的毕业生近2000人，相当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硕士、博士生总数！
“我们的发展在于未来，而有了人才才有未来，才有一切。”冯小品说。王磊有一次回国进行比较基因组学的讲座，引起学校的重视。随后，天津市和南开大学为引进王磊付出了极大的热情。
2002年，到南开大学泰达学院建设实验室的王磊吃了一惊，学院没有给他配备行政人员，只是提供了几层楼的空房，他问负责人：“有很多事需要做，没有人怎么办？”
答复是：“你需要什么，列个单子，别的不用管了。”王磊将信将疑，提交了实验室建设的设计方案、
采购设备的明细列表、安装调试的细则要求等。
学院马上安排出经费，在很短的时间内，设计装修实验室，与厂方联系购置设备并安装完毕。课题组需要使用澳大利亚国家生物信息学中心的数据库，网络流量相当大，学院立刻安排，课题组得到了全院网络夜间支配权，畅通地与澳方交换数据。
时至今日，王磊已经通过国家“863”计划、天津市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等获得了几千万元的资助经费。他的研究团队规模和成果产出数量，都远远超出自己对国外发展的预期。
王磊由衷地说：“如果不回国，肯定没有现在发展得好。”
看到一些回国人员由海归变成“海带(待)”，王磊的切身体会是：首先在国外学习水平要高，其次回国心态平稳，切忌浮躁。“不能因为你喝了几年洋墨水，就趾高气扬，感觉比别人强，在国外干不成大事，回国一样干不成。海归要找到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尽快融入中国本土团队，让智慧在合作中迸发。”
荣誉
企业和学术不排斥
王磊团队最重要的一项科研工作，产业化曙光已现。
2003年9月，自称“骨子里是个做学问”的王磊，出任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这是由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和南开大学共同发起组建的股份制企业，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其中南开大学以王磊团队的知识产权作价2500万元入股，王磊领导的团队成为天津市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体系的组成部分。
做学问的人做公司？此举曾引起不解和非议。
王磊认为，“以企业的形式
管理科研，以科研引领企业，日益发展的生物技术使创新变成一个复杂的合作过程，需要有效的组织结构。在整个系统中，个人、团队、社会、市场、技术等互相作用，我从事的公司正是对这个组织结构的探索。”
国外曾有学者称，“生物技术是第一个有足够魅力吸引著名科学家的行业，它使科学家们明白：企业精神和学术荣誉并不相互排斥。”
目前，天津生物芯片技术公司是国家科技部重点支持的五个生物芯片研发基地之一，也是唯一从事微生物检测芯片研发的基地，承担着多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是世界上同领域最好的组织之一。
公司已经取得了微生物检测芯片的领先地位。这里研制的致病微生物分子标识试剂盒，业已经过2600多例
临床验证，具有谁也拿不走的核心技术。针对总计300余种的肠道致病菌的特异分子标识，王磊团队已经找到了95%，这样的致病微生物分子标识库，“我在国外的实验室不可能做到这么大，也没有这样完备的保障体系，集中力量干大事是我们的优势。”
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这里将实现对47类共480种病原微生物的检测，“没有自主创新，只有外包，只能给别人干活。我们要为中国的‘生物制造’铺路架桥。”王磊说。
对于教授、院长和总经理的三重角色，他认为，做管理使自己视野更开阔，眼界更高远。“以前更注重个人的学术兴趣。现在，更加考虑国家的需求、实践的需求、产业的需求，寻找产学研最佳组合，实现三方利益最大化。”
王磊团队正与世界生物芯片巨头昂飞公司合作，开发与人类安全相关的致病菌检测芯片，这项合作被称为“人类健康长城计划”。
公司的股东们看好王磊：“只要保持研发上的国际先进水平，就有实现产业化的先机。”
这位微生物学家的公司治理准则之一，是要建立制度约束人的机制，保证公司干净运行、清清楚楚。虽然经费比较充裕，但他特别要求，一分钱也应达到最大的效益。所以，公司大的项目采购一律走公开
招标程序，即使小设备也要货比三家，寻觅最便宜的，以至于别的实验室都来打听他们购买设备的价格。与美国夏威夷大学合作木瓜全基因组测序项目时，这里购买的
进口设备比美国本土还便宜，令外方十分惊讶。
理想
分享才是真正乐趣
2006年起，留美博士杨宏钧担任天津生物芯片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在此之前，他曾长期于多家国内外生物技术公司担任高管。王磊坦诚地说：“我就是要找某一方面比我强，或者将来有可能比我强的人才。”
正是看重了这里浓厚的科研氛围，杨宏钧选择加盟。“人生有限，空间有限，哪里有舞台，就去哪里，哪里有更大的舞台，就去哪里。”
四海为家的杨宏钧说，幸运的是，在王磊身上，没有“我是老板，你们是打工者”的幼稚表现。“公司”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分享共同的理想，分享共同的所得。
“白天做管理，晚上做科研”的王磊，十分注重科研民主。他提出想法后，会与同事们交流，供大家讨论。全体学生与公司员工每周都要参与讨论会，汇报各自的想法，王磊逐一点评，激励学生想到别人的前面，引领潮流。
跟随王磊读完博士学位后，王威便选择留校任教。据他观察，王磊刚回国时非常受学生欢迎，大家愿意考到这位海归学者的门下。后来的学生了解到这里要求苛刻，读书辛苦，报考人数就下降了。最近两年，由于人才成果两旺，实验室又吸引了一批好苗子。今年，有4名博士毕业后留在这里，“为了共同的理想”而不再考虑出国。
团队中，王磊没有门户之见，一位教授的学生，做出了一项水平较高的课题，在发表的文章中成为第一署名作者，王磊的学生不悦，但王磊坚持“谁做得好谁署名”。
他提倡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容许任何弄虚作假。这种现象一经发现，课题组成员或被辞退，或被推迟毕业。
他要求每个环节都做到最细，从最小的事做起。学生撰写的实验报告，不能使用“多”、“很”等词汇，必须使用量化的真实的数据。连论文中所使用的实验数据，学生都要能够讲出在实验记录本的页码。做课题“急性子”的王磊常“骂”哭学生，这一刻，他追求完美。
为中国在本土培养一批高素质的生物学人才，是王磊的一个梦想。每天晚上，他都要到实验室里跟学生们开讨论班，平时没有节假日，这一个“五一”黄金周，他与学生在实验室度过。即使出差的路上，他习惯带上学生的论文，便于随时修改。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以后，王磊一度是南开大学生物学科唯一的入选者。近年来，天津市和南开大学加大了人才引进力度，从海内外选聘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打破了王磊在南开大学原有的纪录。对此，王磊怀有开放包容的心态。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说，今年新聘的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上任后，王磊十分支持其工作，因为王磊“不再孤单”。
更多的瞩望，王磊成长为其研究领域“将帅级”的人才。
作者：
2007-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