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浮士德出卖给魔鬼的，不是他的灵魂，而是他的神经元，他恐怕将获得更大的收益吧？”在新作《科学的灾难？——一个
遗传学家的困惑》中，法国遗传学家阿尔贝·雅卡尔不无调侃地表达出这个观点。
在人类中枢神经系统的运动中，神经元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的数量高达数百万亿，是地球总人口的10~20倍。如果浮士德以极低的价格——1法郎一个，把神经元出售给魔鬼，那他将会得到无比巨大的财富，这笔钱，足以支付所有法国人200年来的个人税款。
单个神经元的功能，是接受和传递一些电码信息，每一个神经元，都与周边的数千个同类，保持着长期的联系。人类正是依靠这个规模难以想象的丰富神经网，来感知周边的环境、进行思考，和进行下一步的活动。
这个超级复杂的网络，显然是受到人类遗传基因的影响：一些基因提供了制造蛋白质的方法，而蛋白质参与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构成，调节着它们的功能。
可是，这个神经网自身的结构，也是被这种遗传程序确定的吗？那么，从这个问题延伸开来，从一个精子与一个卵子的偶然相遇，然后成为一个在人类命运的洪流中占据绝无仅有的席位的生命个体，这种存在，也是一个预定程序的结果吗？
从18世纪开始，科学家就不断地对这种现象做出自己的解释。1773年，法国生物学家拉普拉斯向法兰西科学院递交了一篇
论文，他指出，物理世界的法则十分严密和精确，无论宇宙还是个人，都是被预先确定好的，因此，对现在的完全认知，将会帮助人们“百分之百地确定某个系统在过去或未来任意一个时刻的状态”。
在当时，这篇论文成为指导生物遗传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直至20世纪初，美国动物学家威尔逊依然认为，人类的举止行为，包括其中最微妙的部分——智力行为，受到那些记录在人类基因中的精确机制的支配，换句话说——人类，是受程序控制的。
我们可以理解，在18世纪，当现代科学刚刚开始显露它的威力时，科学家们的希望，是在一个遥远却可以想象的未来，实现对整个宇宙所有机制的全面完整的认识，精确地预测将要到来的下一刻。
但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理想，是永远无法实现的，“如果人类的行为可以预设，魔鬼怎么舍得花那么高的价钱？”
的确，人体是一个建立在原始受精卵上的系统，在子宫内的9个多月里，胎儿平均每分钟制造25万个神经元，有时甚至达到50万个，这样一种复杂的系统，以如此疯狂的节奏运作着，实在无法想象是基因严密控制的结果。
1974年，法国生物学家尚热和当尚终于提出，神经网的结构，只是相应的基因，以“模糊而不稳定”的方式确定的，随后依据外界的刺激固定下来，“大脑的构造，不是取决于遗传信息，而是取决于个体巧合的生活经历”。
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这一理论已经成为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的原则之一。一直到本世纪初，日本生物学家关于某些神经反射定位的最新发现，依旧验证着这一理论。
这位日本学者发现，大多数日本人大脑的左半球，对接受某些“特定”声音起着主要作用，而在同样的条件下，欧洲人、非洲人甚至中国人，则是大脑右半球的某个位置起作用。
但让人吃惊的是，生活在美国的母语为英语的日本人，与美国人的反应区域相同，而少数移居到日本的讲日语的西方人，他们的反应区域也变得和日本人一样。
于是，这位学者从中得出结论：神经网这个区域的功能，并非受到遗传的制约，而是受语言环境特性的支配。
“承认这种巧合和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着科学在真相面前的溃败。”阿尔贝·雅卡尔说，“科学不是一棵按照固有法则自发生长、让我们被动地收获果实的大树，它不是教给你答案，而是教给你更好地提出问题的能力。”
《科学的灾难？——一个遗传学家的困惑》（法）阿尔贝·雅卡尔著阎雪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
2008-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