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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纳闷，<看病怎么就这么贵？群众开始担心，我们会看不起病吗？
群众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更多、更高，希望能享受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环境。这是同一个科室的病房，床位费为每天12元的8人间病房，只住了两名病人（图1），有电视、空调和卫生间的双人病房（图2），每天床位费为40元，但是这样的病房和单人病房早已全部住满。
医疗费用持续增长，他们因为缺钱而放弃治疗
小徐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肾内科的陪护人员，她最难受的事情就是，不止一次目睹那些老病号或重症患者因为没钱而放弃治疗，痛苦地离开医院。她曾经陪护一个因肾功能衰竭而换肾的老太太。手术已花了巨资，术后又出现急性排斥，后来被送进外科重症监护室。然而，一天一万多元的医疗费用，让这个已经为治病而欠债的家庭无力支撑。老太太才50岁，她热爱生命，但她只能选择让儿子背她回家。
小徐说：“我这辈子也许都忘不了老太太的儿子背着她走出病房的一幕，一个儿子因为没钱而放弃母亲生还的希望！那种沉痛、自责与无奈，真是让人心如刀割。”
因为无法承受巨额的医疗费用，生病不到医院治疗，或者未痊愈而提前出院，在全国各地都极为普遍。重庆市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表明，52.5％的农村病人和37.9％的城市病人，应该住院而没有住院；此外，经住院治疗后自己要求出院的病人，大多数是因为经济困难，其中城市病人的比例是56.8％，而农村病人因没钱而中途放弃治疗的比例高达76.5％。北京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城乡低收入人群应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也达到41％。
衡量病人负担的医疗费用主要是三个指标，即每门诊人次的费用、每住院床日的费用、每出院病人的费用。这些费用究竟有多高，增长有多快，让这么多人看不起病？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日前联合召开的医院管理年工作会议上，卫生部副部长马晓伟说，近几年我国平均每年门诊费用增长13％，住院费用增长11％，增幅均超过居民收入的增幅，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重庆市卫生局对全市医疗机构医疗费用的增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去年的这三项费用分别为51元、251元、2125元，与2003年相比，增幅在8－17％之内。事实上，这三项指标无论费用还是增长幅度，全国平均水平还高于重庆。卫生部去年对北京12家三级甲等医院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北京大医院的诊疗费呈上升趋势，而且一些医院存在不合理用药、平均诊疗费用上涨较快等问题。
来自广东省卫生厅的统计数据显示，近5年来，广东城乡居民人均诊疗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9.99％和11.30％，城乡居民人均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分别增长12.30％和11.40％。记者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访时，王女士领着大约4岁的儿子对记者说：“我儿子体质差，经常感冒、发烧或拉肚子。每次去医院看病，少则一二百元，多则五六百元，而且一去医院就得多半天，还得向单位请假，每个月被扣奖金。”一位姓陈的先生告诉记者：“我以前是国企职工，享受公费医疗，现在进了医保体系，每年只有1000多元的医保费，一旦生了重病根本付不起医疗费，现在我们不敢生病啊！”
医疗费用持续增长，医患双方都无奈的一种心痛
物价涨了，有回落的时候，但医疗费用是持续增长。广州市社情民意中心曾就医疗收费问题对广州近3000市民做过一项社会调查，结果75％的受访者认为，个人的收入增长已不能适应医疗费用的上升，80％的受访者认为医疗费用偏高。业内人士认为，医疗费用持续增长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的健康观念逐渐增强，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也更多、更高。以前挂号时挂普通门诊，现在要挂专家门诊；以前到医院看了病就走，现在还要求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就医环境。一个现象能说明群众医疗消费需求的增长：重庆大约10家市级医院近年陆续改造或新建住院病房，结果每家医院一完成改建，住院病人就大幅度增加，尽管新病房的床位费至少是原来的几倍。
第二，国家政策调整或新的行业规范制度，让病人承担了更多的医疗费用。
“医疗服务市场化”是我国卫生事业改革的一个方向，政府把医疗机构推向市场后，医院需要自己养活自己，修建住院楼、改造门诊部、购设备、装空调，都要医院自己找钱，其发展成本最终必然转移到患者身上。
取消公费医疗，推行医保制度，减轻了单位的负担，却无疑增加了患者个人的负担。记者了解到，重庆市许多单位，以前每年要为职工的公费医疗“贴”几十万，现在基本不用贴钱，但职工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大约增加了40％以上。广州市医保的“个人起付线”，三级医院为1897元，住院病人首先支付这笔费用后，超出部分还要承担20％。
此外，推行“临床路径”和实行“举证倒置”，也让患者就医时支付了更多的检查费。临床路径就是在治疗过程中必须按照固定规范的流程进行，所有诊疗步骤一步不能少，医疗成本自然就增加了。医疗事故鉴定中“谁主张谁举证”改变为现在的医院举证即“举证倒置”，医生为了保护医院和自己，往往要求患者进行更多的检查。重庆某三甲医院负责人举了一个例子：做一个疝气手术，政府规定的手术费是660元，但真正痊愈出院时，费用至少是两三千元，因为仅术前的血常规、凝血机制、肝功、肾功、乙肝、心电图、Ｘ光等配套检查就要五六百元。比如乙肝，如果不进行检查，患者出院几个月后染上乙肝，可能以手术感染为由起诉医院要求赔偿，这时，医院就需要举证——术前检查患者就已携带乙肝病毒，如果院方不能证明这一点，就会因“发生医疗事故”而赔偿患者。
第三，医院收费、诊疗和用药不规范，管理混乱，增加了患者就医时的医疗费用。“大处方”、“大包药”、“乱检查”等现象由来已久、难以根治，而北京一些大医院连挂号都要被“号贩子”坑一笔。记者日前到北京协和医院采访，3个号贩子围过来卖当天的号，“50元一个，要专家号也有。”一些外地患者为了能尽快看上病，往往就要多掏十几倍的钱向号贩子买号。协和医院宣传处工作人员介绍，协和、同仁等大医院，号贩子屡禁不绝。
第四，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和新材料的不断运用，客观上增加了医疗费用。
医疗费用持续增长，标本兼治仍然面临“瓶颈”
抑制医疗费用的不合理增长，需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然而，这项治理工程存在的政策瓶颈，让其他治标的措施收效甚微。这一瓶颈就是药品价格虚高，政府难以遏制。
进口药品引进快、价格高，新药定价高，一再降价的药品价格仍然虚高。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认为，政府除了要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外，还应采取切实措施降低虚高的药品价格，降低药品进销差率以及大型诊疗设备和高值医用耗材的费用。
从源头上遏制医疗费用增长过快的政策难以出台，措施力度不够，而其他工作对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效果。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许多地方推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操作过程复杂，耗费大量时间和财物，医药公司也有了“对应策略”，虽然往往号称“为群众让利多少亿元”，但患者能真正得到的实惠却非常有限。
对于正在从“办医院”向“管医院”过渡的卫生行政部门和承担着公益性政府职能的医疗机构来说，应该通过加强管理，规范收费、诊疗和用药程序，杜绝“大处方”、“大包药”和乱检查，为患者提供一些看得见的实惠。据了解，目前全国各地都制定并执行“政府定价”的医疗服务价格，基本规范了医疗机构的收费行为。“医疗费用一日清单制”的推行和医疗服务价格公示制，也让医疗机构的收费更加公开、透明。重庆中山医院副院长轩若亮介绍，医院在规范用药方面正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包括科室奖金与药品收入脱钩、科室用药超过规定比例倒扣奖金、药事委员会对药品使用实施监测、某种药品的使用情况出现异常立即停用等。他说：“这些措施能有效杜绝给病人乱开药的现象。”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还认为，要根据不同层次病人的需求，发展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高档医院、高档病房的价格可以定得高一点；可以借鉴“平价药店”的做法发展“平价医院”，减少不必要的检查，同时实行医药分家；发展社区卫生，方便群众以较低的花费就近看病；加大发展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力度，提高合作医疗的覆盖率。
重庆市卫生局规财处副处长吴开明认为，群众应该树立正确的医疗消费观念，既可以维护健康，又可以在无形中节约大笔医疗费用。他说，正确的医疗消费观念有三个层面：一是生病要到医院治疗，不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到药店买药；二是小病到社区，不一定上大医院；三是在消费支出中主动为健康投资，包括体检、保险等，经济困难的人尤需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