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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日前，湖北省药监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报告1310例药品不良反应，其中1052例是由静脉滴注输液所引起，其中有16例死亡，另有3例留下后遗症。
在口服、皮下肌肉注射和静脉滴注三项给药方式中，前两者被医学界公认是最安全、最益于患者身体健康的方式，为何静脉滴注还会如此盛行？为何“一生病就打吊针”成为几乎所有患者的就医习惯？为何医生乐于采取静脉滴注的方式来作为最普遍的治疗手段？为何“口服药”和“肌肉注射”两种给药方式会退居幕后？
本报记者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所得出的结论是：患者习惯于打吊针，不仅仅是患者单方面的就医意愿，还与医生的引导、医疗制度的完善密切相关。
大病小病都打“点滴”
·湖北省药物(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6月的1310起药物不良反应案例中，八成以上与静脉滴注有关。
·现实生活中，被联合国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后一种给药方式——静脉滴注却成为了目前医院为病人给药或病人要求的一种常态。绝大多数病人并不清楚静脉滴注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隐患，而部分深知此理的医生却未尽到告知义务。
·在药物不良反应人群中，儿童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更让人担忧的是，由于儿童无法及时反馈药物不良反应，给监测带来了很大困难。
·当静脉滴注成为治病给药的常态后，治疗费用因此变得贵了起来，很多人因此无法承受看病费用。这，已逐渐成为一个怪圈。
“以前我们生病都吃药、打肌肉针，现在都去挂吊瓶，注射室挂得像蜘蛛网一样。”8月29日，湖北省药监局一位处室负责人毫不隐讳地感叹道。
这种“一生病就打吊针”的做法，已经到了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近日，湖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报告1310例药品不良反应，其中1052例是由静脉滴注输液所引起——静脉滴注已经成为引起药品不良反应的最大隐患。
据了解，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给药途径首选是口服，静脉给药为最后手段，在急救以及非静脉滴注无法给药时才采用。
但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本人，已经长期习惯于静脉滴注。
注射室里的“吊瓶攀比”
在去医院做检查前，潘玉娥(化名)根本不知道脖子上那一圈水疱是什么，只是夜夜疼痛难耐。检查后，她知道了这是种叫带状疱疹的皮肤病，医生开了9天的吊针和一堆药。
咬着牙，拿出了1000来块钱，每天早上10点到11点半在医院注射室打吊针成了这名64岁婆婆新近的“消遣”。
8月29日上午10点30分，武汉市中心医院注射室座无虚席，除去陪护的家属，吊瓶上的单子开到了57号，并且陆续有患者进来。注射室只有五名护士，一个开单，两个管药，两个打针，忙得不亦乐乎。而注射室旁边的肌肉注射室，门可罗雀，一名老医生正坐在里面喝茶。
“你们这三四天的吊针算什么，医生给我这个病开了9天的吊针，一瓶125块钱。”潘玉娥的话，让坐在她对面看报纸的姚毅(化名)皱了下眉头，“我这次要打10天吊针都没有吱声”。姚是名公务员，20年前因一次事故右小腿受伤，当时没能彻底治好留下了病根。前两天，他因感冒引起高烧，腿上的伤也复发了。他提起裤管，右小腿上方的一圈皮肤红肿着。
姚毅注射的头孢一瓶要140块钱，10天就要花掉一个月的工资，但他却从未考虑过以口服药的方式应对，“吃药见效太慢，还是输液来得快”。但除了好得快，有没有副作用，甚至有没有必要，他不得而知。
扎着吊针玩耍的孩子
大人生病打吊瓶，孩子生了病也不例外。
湖北省妇幼保健医院有三间注射室，其中两间儿童注射、一间成人注射。刘一峰的父母愁眉不展，八个月大的孩子经常生病，只要一打吊针就嚎啕大哭。虽然他们知道感冒发烧就打头孢、先锋会产生抗药性，但宝宝一病，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花100多块钱打车从华容赶到武汉，“大不了以后打更好的针，总之不能让孩子遭罪”。
“几个月大的小孩吃不进药，除非把药捣碎，但那样太苦了，她又不吃。现在也不兴打小针了，就只好打吊针。”奶奶一边给小张雨擦着眼泪，一边说道。为了给孩子看病，张雨的爸爸妈妈都请了假。
刘一峰和张雨的哭并不妨碍李东的欢乐。在医院大厅，一岁的李东在父亲搀扶下，追着一个电动车欢快地跑着，他头上扎着针，吊瓶挂在一个撑衣竿上，举着撑衣竿的爷爷气喘不休。医生给李东打的是头孢，一次要打两瓶药，他显得很无奈：“这孩子身体很弱，也不知道有什么不舒服会不会说，我要一刻不停的守着他、问他。”
对于静脉注射的泛滥，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很担心。在他的观察中，患者所用的药品一般都是头孢等很贵的药，或者是新药。“新药的风险更大，因为它有临床观察问题，一般有五年的重点观察期。”
李正启认为中国人应切实改变静脉注射这种用药习惯，“由于静脉给药是直接将药物输入到患者的身体内，没有吸收过程，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常常用于抢救某些危重患者，较易发生各种副反应，容易出现毒性、过敏现象，所配用的药物越多，出现的机会就愈大，尤其孩子很危险”。
█ 探因
就这样养成了
打点滴的习惯
“静脉滴注”正被病人和社会所认同，并渐渐成为一种用药习惯和医疗文化。肌肉注射的隐退和静脉滴注“兴”起的背后，是抗生素的泛滥使用。
“趋同从众”
20年多前，在江夏区一家大医院任内科主任的杨秋成对医生滥用抗生素、维生素和激素静脉滴注的医术嗤之以鼻，称“三素一汤”(汤是指葡萄糖液)是“一种不负责的用药陋习”。而现在，受聘为湖北大学附近一家私营医院副院长的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开出十几瓶吊针”。
“没办法，患者点名要打点滴，劝他们服药反而不高兴。” 杨秋成说，很多时候他不再多说话，“反正患者高兴，医院来钱，自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患者有时很难被说服，坚持原则的医生可能反而不受欢迎，因此形成一种环境压力，导致很多坚持原则的医生也只好趋同从众。”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
面对静脉滴注的现状，从医30多年的杨秋成深感担忧：“疯狂注射的背后，潜伏巨大的隐患。”
背后“推手”
实际上，杨秋成的担心并非毫无根据。
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说，静脉滴注的药剂大部分是抗生素。静脉滴注泛滥，抗生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通过静脉滴注抗生素，也大大增加了药品不良反应发生的概率。“细菌对抗生素的耐受性也在逐步提高，如果不解决抗生素滥用的问题，将来人类在感染性疾病面前将无药可用。”
“不正确使用点滴实际上是一种抗生素滥用现象，无形中提高了治疗的费用。”辛华雯说，有些医生不分青红皂白，给病人滥用“三素一汤”，只会加重患者的病情和经济负担。“规避医疗风险是医生愿意给患者开吊瓶的另外一个原因。”辛华雯说，一些医生查不出细菌致病的证据，又怕耽误患者病情，就本着“宁可信其(细菌)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为患者开一些抗生素，防范风险。
患者为何舍弃相对安全的肌肉注射？记者采访发现，许多人觉得打小针一天要跑2趟医院，还特别疼，疗效慢。一位老医生则认为，有些抗生素广告片面夸大其治疗作用，把抗生素吹得包治百病，也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们“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
“这是一起与静脉滴注直接相关的死亡案例。”8月28日，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一位专家接受本报采访时断言。
该专家介绍，今年上半年，有一患者因咳嗽在诊所治疗，静脉滴注阿奇霉素一周后，接着口服阿奇霉素片，服药后的第二天午饭饮白酒后服药，2小时后出现过敏反应，虽及时予以抗过敏治疗，但仍因抢救无效死亡。在后继的调查中发现，患者本身是过敏体质，曾有头孢类药物过敏史，且在第二次服药前饮用白酒。酒精增加药物的吸收，从而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这是日前公布的一起典型药物不良反应事件，该患者长时间采用静脉滴注是导致其病亡的主要原因。”这名专家痛心地说。
静脉滴注“加速”药物不良反应
一个不正常但却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后给药方式——静脉滴注，如今已成为医院为病人给药的一种常态。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在武汉市的各大医院已鲜见皮下注射的给药方式。在一些大医院，皮下注射方式几乎绝迹。
“多年前，生病之后先打小针，这才是正确的给药方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正确的方式却被医院和患者放弃了”，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忧心忡忡地说，此次该中心之所以首次在媒体上公布药物不良反应监测报告，也是为了告诉市民应该如何正确用药。
在此次省药品(医疗器械)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公布的1310例不良反应报告中，从给药途径来看，其中1052起都是因静脉滴注引起。占总不良反应案例的八成以上。
而从导致药物不良反应的药品剂型来看，注射剂导致的不良反应亦占八成以上，与静脉滴注的数据刚好吻合。两个吻合的数据刚好说明，静脉滴注的给药方式最容易导致药物不良反应。
“药物不良反应最终还是药物本身的原因，但是，静脉滴注导致了这种不良反应的加剧。”李正启说，口服药物可以先通过肠胃进行吸收，可以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而其他的药物注射方式，因所给药物的剂量较小，也不太容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儿童不良反应”难以监测
近年来，“一生病就打点滴”也蔓延到儿童身上。
据湖北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儿童在药物不良反应的问题上占相当大比例。更可怕的是，儿童药物不良反应难以监测。
“成年人在有不良反应的情况下，能及时说清楚，并进行治疗，儿童却很难对自己的情况进行合理的表达，甚至可能导致治疗的延误。”李正启说，现在大多数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生病后能快点好起来，并不能正确认识到一味追求快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后果。
李正启说，药物的不良反应有些可能不会很快地显现出来，有的潜伏期可能会长达几十年。
长期“打点滴”会产生依赖
在洪山区某医院，家住华中科技大学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因为患有妇科病，第一次到该医院治疗，医生开了些口服药物，但是见效不快，后来她主动要求医生给自己“打点滴”。张女士说，因为长期输液，现在除了输液外，其他什么药对她都没什么效果了。
张女士告诉自记者，她从小就多病，医生建议用输液治疗，好得快些，父母也希望自己能快点好起来，于是每次生病了都让医生给自己输液。长此以往，她再生病的时候，除了输液，其他的药都没什么效果。“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免疫力越来越差了，小病不断，并且一生病就得靠输液解决。”
除了对打点滴上瘾不甚了解外，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很多人并不知道长期或者不当的静脉滴注会引起不良反应。
李正启说，目前静脉滴注如此流行，一方面与医院的给药习惯有关，另一方面人们不完全了解静脉滴注可能带来的药物不良反应。
█ 影响
“一个感冒开了几百元的点滴”
家住卓刀泉的胡先生，因为前不久的天气突变感冒了。他到卓刀泉附近一家医院，医生开出价格达300多元的药品。胡先生舍不得钱，什么药也没要，在小药店买了几天的感冒药，竟然好了。“一个感冒就给开了几百元钱的静脉滴注，也太贵了，我也不想上这个当。”胡先生十分气愤。
8月29日，记者首先来到了洪山区某医院。尽管才8点多钟，医院的输液室已经坐满了人，30多位患者正打点滴，门口不时有患者进来。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正在输液的病人。家住街道口的陈先生告诉记者，他前两天睡觉不小心着了凉，有点发烧，到医院看病，医生给开了些药，还开了两天的吊针。“一个感冒就花了我300多块钱。”陈先生无奈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病时要便宜一些，但是现在医院都这样开药，我们也没办法，生病了总得治啊。现在一生病医院就让输液，不说药品的价格，就是注射费和器材费一针就要九块六，这病真是看不起了。”
【小资料】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给药途径，首选是口服，静脉给药为最后手段，在急救以及非静脉滴注无法给药时才采用。但是，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本人，长期习惯于静脉滴注。
由于静脉给药是直接将药物通过静脉滴注(或静脉输液)的方法输入到患者的身体内，没有吸收过程，起效快，生物利用度高，常常用于抢救某些危重患者，较易发生各种副反应，容易出现毒性、过敏现象，所配用的药物越多，出现的机会就越大。
“资深护士”揭内幕本报记者暗访：滥开吊针已成医院获利手段
“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
据权威部门调查统计，70％用于医疗目的的注射是不必要的，或是可以通过口服给药途径代替的。一方面输液已成为大部分患者用药的一种定势；另一方面，医生可以获取较高利润，滥用注射已习以为常。
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直接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之路依然困难重重。
一旦感冒发烧就打抗生素输液，一点小病就要打一周吊针。一些坐诊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建议为何都是如出一辙的“打吊针”呢？这背后到底有无其他猫腻呢？8月30日晚，一位在多家医院工作过的“资深护士”刘丽(化名)，向记者道出了隐情。“我之所以说出这些，是因为良心上过不去，很多患者都不知道进医院会受到这种‘伤害’”。
1991年，刘丽护校毕业后，分配在武昌一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急诊科工作。她在各个科室都工作过，而且一呆就是13年。2004年，她从这家大医院出来后在一家社区卫生站干了半年，在一家民营医院干了两年。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表示，现在的医院喜欢给病人开抗生素打静脉注射，这都是利益驱动。当医生开药和药品回扣、经济效益挂钩，无疑，这种给药的权力就被利用了。
※内幕※
“医生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
“注射抗生素比口服药价格高、利润大，面临可打针可不打针的时候，医生就选择前者。”刘丽介绍，她曾工作的那所公立医院，医生和药商有微妙的关系，这是公开的秘密。2004年她离开公立医院转战民营医院后，发现那里的医生和老板也有关系。“每个科室都要完成任务，这个月赚多少钱医生的荷包才能暖和。否则院长和同事都会对你有意见，压力一年比一年大，尽量要病人住院打针。很多医生要做的工作就是，尽可能让患者打吊针输液，这样医院收入才会高”。
上世纪80年代，肌肉针盛行。那时药品有限，主要注射青霉素。现在药品更新换代，青霉素药效不明显了，而且也太便宜了，一针才几块钱。刘丽透露，医生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奖金和灰色收入三部分组成的。“很多医院改制后，门诊量增大，效益提高了，再加上开药拿到的回扣，医生买房买车买别墅的都有。但随着医生和药商私下交易曝光逐渐增多，有关部门限制开大处方，公立医院如今谨慎很多。”
辗转了很多医院后，刘丽得出结论：武汉医生开抗生素的药很泛滥。“我在武汉一家社区卫生站工作时，那里医生治牙疼也要给病人注射抗生素，但同样的病，在深圳的牙科诊所是开不到抗生素的，医生只给口服药。”
※暗访※
同一症状是否该输液？
两所医院的不同诊断
是否真像刘丽所说，滥开吊针已成为民营医院盈利的模式呢？8月30日，记者对此进行了暗访。
中午11时，记者来到武汉华夏医院，这是武昌闹市区的一所民营医院。记者称感冒了要看病，一个位护士微笑着走过来陪同挂号。在内科室等待约两分钟后，一个年轻男医生就开始检查，并将“咳嗽”、“流涕”这两个记者口述的症状记录在一个很厚的登记簿上。
“你的咽喉是红的，呼吸声音很粗，看来是支气管炎。我看是上呼吸道感染了，引发急性支气管炎，因为没有发烧，情况还好点。”这名男医生建议记者先打三天头孢消炎。“吃药可能几天都好不了，打吊针三天就好了。”他极力向记者推荐。
记者坚持不打针，男医生推销无果，只好开了两盒克拉霉素片，两盒抗病毒口服液。“打吊针很快就搞定了，吃药有什么好的”。他的言语显得有些不耐烦。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以相同的症状求诊。耳鼻喉科办公室一位护士出来接待，在填好基本资料后，4号桌一位女医生开始检查。
和华夏医院医生的棉签、电筒检查方式不同，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的医生在头顶戴上一个圆形反光镜，仔细察看喉咙，“有点轻微发炎，饮食上注意少吃辛辣的就可以了。”看完后在病历上写下：咽炎，少吃刺激性食物，只需饮食上注意即可。未表示要吃药及打针。
随后，记者又来到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2楼的呼吸内科检查“急性支气管炎”。医生通过检查喉咙、量体温，听筒听呼吸，确诊呼吸正常，没有开处方，也表示不需要吃药、打针。
记者再三询问是否要打吊针输液时，这位医生疑惑地看着记者，说：“我觉得没有必要，吃点药就会好，对身体的免疫力也是个锻炼，随便就输液对身体不好，不要养成这种习惯。”
吊针背后的利益与监管难题
静脉点滴的价格秘密
静脉点滴不仅给患者带来“方便”，也给医院带来更多的利润。知情人士透露，打一天点滴的费用平均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
8月29日上午，记者就静脉点滴、肌肉注射和口服药的利润率走访了部分医院、药店。在武昌区司门口一家大药房，“坐堂”药师崔女士向记者透露，三者没有固定的利润率。但通常情况下，三者的排列为：静脉点滴利润率最高、肌肉注射其次、口服药最低。“点滴的附加材料及人工附加费多，一个吊瓶就得30多元，在一个工作日内，后两者的附加值明显少于前者，医生当然愿意开点滴。”
随后，记者在洪山区街道口一家平价药店看到，一瓶注射用头孢不过0.9元，如果用来打点滴，加上一瓶葡萄糖注射剂或者氯化钠注射剂，小瓶的也得2.5元，还有注射器、输液费等，算下来接近10元钱。而打小针只需要一个一次性注射器，不超过1元钱。算下来，打点滴相比吃药和打小针，患者的治疗费就大大提高。
在武汉市第二医院的输液处，50多岁的姚先生坐在最后一排。前两天，高烧感染引发了他右腿上的旧伤，伤口红肿发炎。医生给姚先生静脉注射头孢，一天一瓶，要连打10天。“一次药要140块，还好医保可以报销一部分。”姚先生说，打吊针明显比吃药贵出一大截，没有医保很难承受。
华夏医院二楼注射室，武昌的刘女士因感冒在吊“头孢”，医生开了3天的药，一共200元。她告诉记者，上个月，因腹泻她在某大医院连续挂4瓶水，花费200多元，但症状仍未好转。后转到另一家医院，花了50多元开了两天药就好了。“现在输一瓶液的情况都比较少见，往往一次就要开三四瓶。感冒一次去趟医院最少要花百元。”言语中，刘女士有些抱怨。
业内人士认为，大医院“推崇”静脉注射放弃肌肉注射，有追求高利润而滥用抗生素之嫌。一位内科医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最便宜的青霉素为例：目前一支80万单位的青霉素价格为0.4元，如果肌肉注射，一天两针需青霉素160万单位，加上注射费、材料费，总共不超过10元。但如果打点滴，以两瓶共800万单位计算，所需青霉素的价格为4元，加上注射用的葡萄糖、维生素和材料费、注射费等，总计40元左右。“平均打一天点滴是肌肉注射价格的4倍，假如使用头孢等更“高级”的抗生素，价格还要翻几倍。”
谁培养了我们的“用药习惯”
“吃药还是打点滴，都是医生说了算，且不说咱老百姓弄不清药品的不良反应，就算弄清楚了也还得听医生的。”一位患者语。
一边是静脉滴注的高风险，一边是输液滴注、抗生素的无节制滥用，究竟是谁培养了老百姓的用药习惯？8月30日，记者联系了部分大医院坐诊的医生，他们都不愿对此发表意见。省中医院一位资深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走进医院的注射室，看到患者不分大病小病，一律打点滴的现象，他就感觉心惊。“到底是谁培养了这种不良的用药习惯！”
省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分析，“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人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真假的，用药的权力是医生的，公众是没有权力选择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力的，但事实上没有，患者是很被动地接受。”
如果医生受利益驱使或规避风险等因素而向病人作了不恰当的宣传，患者就很容易进入了对抗生素的认识误区，认为抗生素是消炎药，是万能药，什么病症都可以治。患者不在医生和执业药师的指导下自行使用抗生素，正是抗生素被滥用的另一个表现。一个调查显示，46％的家庭在没有医生指导，没有经药店执业药师咨询下自行使用抗生素。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说，在用药心理上，急功近利的思想导致医师和病人都喜欢使用作用强、见效快、安全的药物。“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稍微有些头疼脑热、发烧发炎，就服上一些。如果有人得了感冒去看医生，直接要医生开输液处方，这种直接‘点菜’的做法也令医生为难。”
他还说，有些药商片面夸大其抗生素治疗作用，给患者造成错误认识，对滥用抗生素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有几十家抗生素生产厂家，供远大于求，医药公司为争夺有限的市场各显神通，千方百计将抗生素卖到消费者手中，客观上也助长了抗生素滥用。”
在医院、医生、药商的种种宣传暗示下，整个社会就形成了一种错误用药观念，把许多不需使用抗生素的情况，理所当然地当成了必须使用。
利益冲突下的监管难题
从报告上来的案例看，静脉滴注已成为引发药品不良反应的一个诱因，但在各种利益冲突之下，滥用静脉滴注的监管更加困难。一方面，医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 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的不同程度地超标。
一份报告可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它为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提供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可以得出许多信息，以此作风险评估。8月28日，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这样评价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的意义。
“把药品的不良反应告诉大家，从道义的角度讲，患者有知情权。”李正启说，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率应该达到每百万人口200份样本，按此标准全省至少应有4000多份报告样本，但实际上只报上来1000多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就连报告率较高的武汉市，今年也才报告100多份样本。
作为对药品不良反应上报率比较高的医院，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在对输液引起的不良反应监测时明显感到这种利益冲突。该院临床药理科负责人辛华雯介绍，他们科室主要负责监控抗生素的使用。“具体工作中十分尴尬，一方面要对合理用药的管理和监控；另一方面，医院仍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抗生素等药品。正因为此，医院虽然有明确规定药占比控制在50%以内，但仍有部分科室的不同程度地超标。”
据了解，药品不良反应的报告同样受到基层部门的阻力，辛华雯说，在患者中存在一个误区，一旦出现不良反应，患者肯定会直接找医院，而不是药的生产产家等部门，加上没有相关硬性规定，加剧了医院的漏报情况。
此外，患者在看病过程中很难定性医生这样是违反规定操作，部分患者对危害的认识有限，往往有疑问也不举报，这也造成了大量报告案例的流失。由于对中成药输液剂的不良反应和儿童输液的不良反应缺少鉴定标准，客观上也增加了静脉滴注的监管难度。
专访>>>
“普通病症，国外医院不主张静脉滴注”
——专访武汉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罗时珍
长江商报：很多医生和患者还是会选择静脉滴注的方式来治病？
罗时珍：从费用上讲，静脉滴注的费用比较高，很多患者无形之中就增添很多负担。甚至不排除一部分医生从逐利的角度来开处方，通过这种渠道赚钱。而且老百姓也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患病了要马上压下去，那么静脉滴注这种“来得快”的方式就成为了首选。
长江商报：国外会采用大规模静脉滴注的方式吗？
罗时珍：我在外国出差时，发现国外的医院不主张普通的病就采用静脉滴注的，而且很多外国患者对待感冒这样的病是不吃药的，只是采取多喝水这样的方式。只是在遇到急救或者说手术后产生并发症才采取静脉注射。
长江商报：对这种给药方式，卫生部门将采取何种有效的措施进行监管？
罗时珍：虽然不排除某些医院的逐利性，但是我们却不能下硬性的指标，不让采用静脉滴注的方式，而且卫生部的行政法规上也没有这一条。原则上，要进行合理用药、合理治疗，但这又是不能具体化的，不是主观可以判断的。卫生局通过专家呼吁少打针，医生要根据病人情况合理用药和选择给药方式。规范合理用药治疗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专访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
医生对患者负责
尽量让患者先吃药
近日，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长江商报》的专访。
“患者不要轻易选择静脉注射，在选择进行静脉滴注时，应该认真阅读药品说明书，警惕已知不良反应。”李正启提请所有医院和医生，对患者负责任，尽量先让患者吃药，不要一点小病就建议打吊针。
据介绍，在日前公布的1310例不良反应报告中，一般不良反应1233例，占94％。这些一般的不良反应，又多是已知不良反应(药品的使用说明书中有警示)的重复发生。李正启称，无论是医务人员还是患者，在使用药品时，都应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中关于可能发生的药品不良反应警示，尽量避免其发生。
事实
是否采用静脉滴注这种给药方式还要因人而异。
是药三分毒，药液通过静脉直接进入血液中，虽然能马上产生效力，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是副作用也比较大，尤其是近几年药品不良反应高发，风险性是不言而喻的。常规疾病最好应该使用口服药。
专家观点
● 省药监局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李正启分析，“不是学相关专业的人是无法识别药品的好坏、真假的，用药的权力是医生的，公众是没有权力选择的，按理说患者是有选择权力的，但事实上没有，患者是很被动地接受。”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临床药理科主任辛华雯认为，“长时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抗生素当做家庭的常备药，稍微有些头疼脑热、发烧发炎，就服上一些。如果有人得了感冒去看医生，直接要医生开输液处方，这种直接‘点菜’的做法也令医生为难。”
数字
近几年医药市场与医院统计，用药前10位的有一半是抗生素，基本上都是进口及合资企业的，头孢哌酮/舒巴坦，左氧氟沙星，头孢肤辛，头孢他啶，头孢曲松一直名列前列。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生素医院内使用率是30％。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院内使用率是22％－25％。我国卫生部要求抗生素的使用率是小于50％，可事实上，近5年在我国医院的使用率在67％到82％之间。
在整个医药市场，我国抗生素药物费用占全部药物费用的40％。
专题策划 姚海鹰
采写记者 王维博 刘飞超 杨春 实习生 叶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