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29日公布初步报告说，上世纪40年代，美国研究人员在明知违反伦理标准的情况下，故意使危地马拉1300多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上梅毒等性病。实验过程中，83名人类“实验小白鼠”死亡。
美国媒体今年2月曾披露，半个多世纪前，美国政府在国内也曾以研发药物和研究治疗方法的名义，对疾病患者及囚犯开展人体实验。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进行40余次。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认为，正如美国国内曾发生过的情形一样，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并没有把危地马拉人当做人对待，甚至没有告诉研究对象他们在开展研究。
委员会说，两年多的实验过程中，1300多名危地马拉人染上淋病和梅毒等性病。尽管对梅毒等性传病的研究是当时一项重要科学目标，但没有任何理由通过上述方式进行，这项实验展示了“系统性失败”。
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说，一些知情者妄图隐瞒事实，因为他们担心一旦事泄自己会成为公众批评的目标。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由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医学史学家苏珊·里维尔比首先揭开。这位医学史学家在梳理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的资料时发现，1946至1948年间，卡特勒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展开了一项秘密人体实验，美国医疗人员在受害者不知情或者未经受害者允许的情况下故意让当地人感染上淋病和梅毒。实验对象随后接受青霉素治疗，以测试青霉素是否能治愈或预防梅毒。
美国总统奥巴马去年10月就这一事件向危地马拉道歉，并要求成立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进行调查。委员会的最终报告预计将于12月公布。而危地马拉总统当时称该实验为“违背人性的犯罪”。
危地马拉秘密人体实验事件唤起美国人一段可怕记忆，即“塔斯基吉梅毒研究”。自1932年起，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以免费治疗梅毒为名，召集约600名黑人男子作为实验品，秘密研究梅毒对人体危害。该研究直到1972年被媒体
曝光才终止。当事人被隐瞒长达40年，大批受害人及其亲属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代价。
美国政府官员去年10月承认，类似实验在美国国内曾发生十余起。不过，美国媒体查阅医学杂志文章和剪报资料后认定，涉及美国公民的研究实验数量超过40起，主要进行于上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这些实验项目包括在康涅狄格州使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在马里兰州让囚犯吸入
流感病毒、在纽约市一家医院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等，其中一些实验只是为满足好奇心，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根据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8月29日公布的初步报告，为了测试青霉素能否治愈和预防性病，美国研究人员竟然在1946年至1948年故意让1300多名危地马拉囚犯、精神病患者和性工作者染上淋病、梅毒和软性下疳等性病，其中只有大约700人得到某种治疗。截至1953年底，共有83名实验对象死亡。
60多年后发现尘封档案
这一令人发指的丑闻最初曝光于去年秋天。在阅读已故医生约翰·卡特勒留下的档案文件时，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从事女性和医学史研究的专家苏珊·里维尔比惊讶地发现，卡特勒曾于上世纪40年代在危地马拉的监狱里秘密进行人体实验。里维尔比说，在得知这一惊天秘闻后，自己“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怎么也无法相信会有这种事。
在一篇长达29页的文章中，里维尔比披露说，美国实验人员有时让囚犯、妓女或精神病患者喝下含有性病病毒的蒸馏水；有时为了让一些妇女感染性病，拿带有病毒的注射器划破她们的口、脸和手臂……而这些“人类小白鼠”对实验目的毫不知情。这些实验对象有的接受了青霉素治疗，有的则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
事情被曝光后，危地马拉政府立即予以强烈谴责。危地马拉总统阿尔瓦罗·科洛姆称之为“违反人性的罪行”。危政府表示，“保留将这一事件提交国际法庭的权利”。危地马拉副总统埃斯帕达29日称，危地马拉方面已经找到5名非法实验的幸存者，并准备把他们送到危地马拉最大的医院进行检查，以确定实验对他们本人和家人所造成的影响。据介绍，这5名幸存者年龄在85岁左右。埃斯帕达表示，危地马拉政府将对检查结果进行分析，然后决定如何应对。检查结果将于今年10月由科洛姆提名组成的总统调查委员会公布。
去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被迫就此事向科洛姆表示道歉，强调这种行为“违反了美国人的价值观”，并下令组成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对事件展开深入调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凯瑟琳·西贝利厄斯也联合发表了道歉声明。
美国生物伦理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表示，这项得到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项目，“没有将危地马拉人当人来看待”。虽然对梅毒、淋病等性病治疗方法的研究是当时的一项重要科研目标，但研究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在明知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况下进行这种实验。该委员会主席、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埃米·古特曼谴责“这是医学史上可耻的一页”。她说：“参与实验的研究人员连对人权最低限度的尊重都没有，实验毫无道德可言。”据报道，这个委员会将在今年12月发布最终调查报告，“评估该事件涉及的道德问题”，以“确保类似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受害者一直被蒙在鼓里
去年10月，曾有美国政府官员透露，类似实验不止在国外进行，在美国国内也发生过“10多次”。美国媒体今年2月爆料说，上世纪40至60年代，美国政府曾打着“研究治疗方法和研发新型药物”的旗号，对国内的囚犯和疾病患者进行了“高达40多次”人体实验，包括让精神病患者感染肝炎病毒、让囚犯感染流感病毒以及向慢性病患者注射癌细胞等。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实验仅仅出于研究人员的好奇，根本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事实上，在美国开展人体实验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媒体早在1972年就曾披露，从1932年开始，美国卫生部门官员在亚拉巴马州征召了大约600名黑人，秘密开展梅毒对人体危害的研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这些被无辜剥夺了健康乃至生命的受害者和他们的亲属竟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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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秋(上海法学会生命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人体实验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必经环节，正如世界医学大会在《赫尔辛基宣言》中所指出的：“医学进步取决于对人体对象进行实验的研究”(第四条)、“即使是最经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方法也必须不断地由科学研究来
检验它们的有效性、效率、易利用性和质量”(第六条)。然而，人体实验也经常为一些急功近利的人乃至机构和国家所滥用，以致酿成人类医学发展史上的悲剧性事件。美国在危地马拉所进行的性病实验就在此列。
该事件是对世界人权事业的一次严重亵渎，其曝光对于向来以“人权卫士”自居的美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嘲弄，充分暴露了美国人权外交的虚伪性，使美国对内对外所奉行的双重人权标准再次暴露无遗！
同时，该事件的曝光也凸显了强化国际生命伦理法律规范的必要性，尤其是在直接涉及人类生命尊严的国际人体实验立法方面。医学的进步离不开人体实验，但很显然，人体实验的进行必须建立在国际法律与伦理准则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容易背离医学发展的公益性，沦为个别人乃至国家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
作者：
20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