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各界进行痛苦又冷静的反思，检讨“在真相和国家利益中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错误思想
随着一个个造假丑闻被
曝光，
黄禹锡一下从国宝级人物沦落为人所不齿的骗子。“黄禹锡神话”的破灭对韩国以及国际科学界的震动无疑是巨大的，它带给人们的思考也是深远的。
由于是前沿尖端科学，且涉及人类伦理道德，黄禹锡的克隆技术研究一直备受国际关注。作为韩国科学家，黄禹锡能在短短几年内不断在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方面推出所谓的新成果，关键就在于他能获取大量用于研究的卵子，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有媒体去年底披露，黄禹锡小组在进行胚胎干细胞研究时接受了两名下属女研究员捐献的卵子，并向她们提供了酬金。而国际通行的研究伦理认为，卵子捐献应是无偿的，捐献者同研究人员应保持一定距离。很明显，黄禹锡小组取得研究用卵子的过程违反了国际通行的伦理准则。黄禹锡也就此道歉，并辞去国际干细胞研究所所长职务，事情似乎就此结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黄禹锡研究小组的2名成员先后指责黄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
论文是假造的。此言一出，惊天动地，韩国科技界立即陷入一片“批黄派”同“保黄派”的激烈论战中。首尔大学则成立调查委员会，通过去年12月和今年1月10日的两次调查报告，证实了黄禹锡2004年和2005年的两次造假行为。
既然黄禹锡如此多的科研成果都是假的，那他何以能够欺骗韩国政府、
学术界、国民乃至著名的美国《科学》杂志呢？这之中，黄禹锡本人对科学研究的不端正态度自然难辞其咎，但如果科学界和韩国社会能够有严格的检测和验证机制，那么仅凭黄禹锡有多高明手段，造假是难以蒙混过关的。而事实却是韩国政府、科学界被其研究成果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迷惑，对研究成果深信不疑，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全力支持其“假研究”，普通国民也在政府和媒体的宣传下对其展开了个人崇拜。一时间，黄禹锡似乎成了“神话”，成了“民族英雄”。
痛定思痛痛更痛。“黄禹锡事件”被曝光后，韩国各界开始进行痛苦的、然而却是冷静的反思，领悟到这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来自于“在真相和国家利益中国家利益至高无上”的错误思想。黄禹锡所描绘的干细胞研究造福人类的美好前景，恰恰切中了韩国人在经历金融危机后迫切寻求经济动力的心理需求。在这种心理的推动下，很多人甚至在黄禹锡“反道德”获取卵子一事被披露后，仍主动要求捐献卵子用于研究，并对曝光“黄禹锡事件”的电视台进行攻击。一些支持黄禹锡的网民还摆出了“为了国家利益不管真的假的都支持”的理论。
“黄禹锡事件”调查结果公布后，等待黄禹锡的是严惩和司法当局的调查。但应看到的是，韩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确已取得很多成果并有很高的研究水平。不能因为一个黄禹锡就抹杀韩国科学工作者的全部业绩，也不能因为此次论文造假丑闻而阻碍韩国生命科学研究的脚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相信韩国科学界能以此为鉴，知耻而后勇，在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漫漫长路上继续追求、不断探索。
黄禹锡事件推动韩国社会变革（舒远/国际先驱导报）
现代最发达社会所共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广泛存在的脱离了家族纽带的社会信赖
黄禹锡从未承认造假，至今仍坚称其将科技世界和大韩民国翻了个个儿的干细胞研究成果终将得到证实。
然而，其前雇主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却另有看法。继去年12月23日宣布黄氏同年6月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数据系伪造之后，该校组织的“黄禹锡科研组干细胞成果”调查委员会又于10日宣布黄氏于2004年在同名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成果也是欺诈之作。
黄禹锡之所以当初敢于大胆造假，而且至今仍然矢口否认造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确信若给予更为充足的时间，他的实验方法一定能够导致成功的结果。尽管在“民族英雄”和“国家科学家”的光晕中，在举国殷殷的期盼下，黄氏的判断力很不可靠，但是他所描述的实验至少是有相当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为什么他所发表的成果能够迷惑住那么多同行专家。假若黄的部下没“吹口哨”，韩国MBC电视台未予披露，而黄的实验日后又有其他科学家复制的话，黄的弥天大谎或许永远都不会被揭穿。
有鉴于此，该如何看待揭露黄禹锡造假就不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尤其是当它与爱国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我在美日等地结识的韩国人个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据多项国际调查称，韩国人是当今世界上工作时间最长、娱乐时间最长、睡眠时间最短的人。在韩国人制作的宣传材料中，韩语成了世界上最科学的拼音文字，从太极图到活字印刷术等全都发源于朝鲜半岛……
尽管有些话在我们听来无异于海外奇谈，但是，韩国的宣传却不无奏效之处。当今世界上谈到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很多人都会把韩国与中国相提并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禹锡造假并不是个孤立事件。
韩国的种族单一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非常罕见的。全国上下就像一个大家庭。家国一体是儒学传统思想的精髓，这就是为什么孔夫子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看作是相通的。韩国则可说是当今世界上儒学传统保留得最完善的社会。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自然有着深厚的根基。
但是，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却在黄禹锡造假事件上出现了一大批叛逆者。除了正规媒体以外，一大批青年科学家也纷纷在网络上发表评论，对黄禹锡研究成果提出严正质疑。莫非，韩国已开始从一体化的传统社会向开放、透明、团体利益的现代社会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现代最发达社会所共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广泛存在的脱离了家族纽带的社会信赖。而这种信赖的成因之一就是对蓄意造假者决不姑息，无论对舞弊的揭露和惩罚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暂时危害。
用机械的观点看，披露黄禹锡造假事件给韩国社会几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会给亚洲学者在国际上发表学术论文带来负面影响。但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怕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滋事者”，韩国的科学家们才会以更谨慎的态度对待科学突破，韩国科学界日后取得的骄人成果才会有更值得世人信赖的坚实基础。
联合早报：坚守科研道德底线 不可容忍造假
韩国首尔大学的调查委员会前天得出结论，科学家黄禹锡过去两年声称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的论文是捏造的。这一来，沸沸扬扬的“黄禹锡神话”彻底破灭，绝症病人的希望顿成泡影，而科学家身上装载的第一个韩国人得诺贝尔奖之梦，也随即粉碎了。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发表题为“坚守科研道德底线”的社论，指出黄禹锡一案反应，所有的科学家应坚守个人道德，不可随便捏造研究结果。
鉴于调查报告的结论，韩国政府决定取消黄禹锡“韩国最高科学家”称号，并免除他的一切公职。委员会报告指黄禹锡的行为“愚弄了整个科学界和全球”，对此，首尔大学提出严厉谴责，表示将予以惩罚，并且进一步探讨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对策。
社论指出，肯定的，黄禹锡事件是环球科学界近年最具戏剧性的丑闻之一。因为直至2003年，黄禹锡仍是韩国生物科技的明日之星，卢武铉总统亲表鼓励，政府拨出650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企业也纷纷赞助支持。去年11月，韩国一电视台揭露不当行为时，大部分群众也还坚决不承认事实，情绪高昂，始终把黄禹锡视为民族英雄。
如今水落石出，黄禹锡神话被打破，引人深思的地方其实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科技上的“超赶情结”，是否会让国家与民族冲昏头脑，以臻对科研人员的不轨行为视而不见？另一个层面，就是科研人员对本身道德操守能否自省自律，对急功近利的诱惑是否能够把持？当然，国家民族与个人之间，亦可能有某种化学作用在相互牵引。
社论表示，不幸的背景是，半导体工业时代之后出现的生命科学工程，无限的商机固然令人艳羡，但却充满着道德、伦理与法律规范等方面的争议。爱尔兰、德国、奥地利、瑞士等欧洲国家，都曾全面禁止人类胚胎的研究。美国和英国虽然允许胚胎干细胞研究，但科学家面对着强烈的舆论压力。
或许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文化与宗教背景有异于欧美的国家或经济体，于是便产生了“抢先登陆”的心态。科学家有所成就，也随即在国内刮起旋风，成为万人崇拜的偶像。
社论点出，黄禹锡事件所揭示的，基本上乃个人道德失据的问题：捏造事实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显然已经冲破了专业道德的底线，任何范畴的科学研究都不可容忍。
黄禹锡事件的调查也揭露，这名54岁科学家同时违反了干细胞研究中普遍认同的原则：参与研究须得本人同意、无偿、匿名和回避等。因为一旦科研室向提供卵子的女性支付了报偿，而其中两名卵子捐献者又是黄禹锡的下属，无疑便会影响科研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事实上，黄禹锡的小组能够克隆出一支生蹦活跳的小狗，说明韩国的生命科学水平总体而言是饶有成就的。但是因为科学家失慎跌破了道德底线，韩国的科学界──甚至连带包括资讯科技等领域──蒙上了阴影，往后宣布成果或发表论文，就不得不加倍小心了。
社论最后指出，对于黄禹锡事件，首尔大学的教授委员会断然指出：“学术上的造假是无可宽恕的罪行”。而黄禹锡本人虽已认错，但却难免成为了当今“拷问科学家基本道德的鲜活样本”。这是环球科学界的一记警钟，一个深刻无比的教训。
韩国人的勇气令人钦佩（工人日报）
韩国首尔大学10日公布了对首尔大学教授黄禹锡造假案的最终调查结果，认定黄禹锡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的论文均系造假，并决定严惩参与造假者。韩国政府总理李海瓒11日主持有关内阁长官会议，讨论对黄禹锡事件的处理办法，并决定将研究科研
管理综合措施。回顾黄禹锡事件的整个过程，韩国的科学界、媒体和政府表现出的求实精神和道德勇气实在令人钦佩。
一是质疑权威的勇气。黄禹锡几年来发表论文并声称取得生命科学一系列成果后，韩国上下将黄禹锡视为民族英雄，加之媒体的炒作，黄禹锡神话应运而生。但是，这毕竟瞒不过智者的清醒大脑和科学家的良心。韩国文化广播公司（MBC）电视台敢为天下先，于去年11月拉开戳穿弥天大谎的序幕。但是黄禹锡却利用媒体为自己狡辩，着实迷惑了众多国民，一时间对黄禹锡的支持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MBC的广告一度急剧下滑，节目也停播，陷入孤立境地。而就在此时，首尔大学一些年轻的科学家站出来挑战黄禹锡的权威，要求对黄禹锡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现在韩国人认为，韩国年轻科学家和MBC当时所表现出的勇气使人们看到了希望。
二是彻查的勇气。黄禹锡的研究成果使他享誉世界生命科学领域，也给韩国科学界特别是首尔大学带来了荣誉。黄禹锡违反科学伦理道德收集卵子以及人们随后对他的研究成果提出的质疑引起国际科学界的关注，面对黄禹锡措辞强硬的辩解及国内的激烈辩论，是替黄禹锡遮掩，还是查明真相，涉及到首尔大学校方的责任和声誉。在这种情况下，首尔大学于去年12月16日成立调查委员会，不只对引起争议的黄禹锡科研组200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论文的真伪进行验证，而且对黄禹锡近几年来声称的主要研究成果逐一进行了验证，去伪存真，快速果断地得出结论。这些结论实事求是，维护了科学的真实性和严肃性以及韩国科学界的尊严。
三是反思的勇气。黄禹锡丑闻给韩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击碎了善良的人们的幻想，击醒了狂热和浮躁的人们。这促使韩国各界冷静下来，仔细分析产生这一事件的原因。首先就是全国上下急功近利的情绪为黄禹锡造假提供了土壤。韩国政府将黄禹锡的研究方向看作国家经济新的增长点，只顾对黄禹锡的研究提供支持，却疏于对他的研究成果进行验证，并对他的研究活动进行监管。韩国国民也把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和实现经济腾飞的希望全部寄托在黄禹锡身上。其次是没有健全的检测和验证机制，才使黄禹锡敢于捏造科学数据，信口开河。再有，媒体也丧失了监督功能，在制造了黄禹锡神话后，媒体对科学家和有识之士的不同声音加以压制。
从长远来看，黄禹锡造假事件被无情地揭穿并不是件坏事，它给韩国各界敲响了警钟。韩国媒体说，尽管损失给他们带来了伤痛，但也让他们有所收获，并将引以为戒，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
的确，黄禹锡事件给韩国科学界带来了耻辱，也使韩国蒙羞。但是，痛定思痛，韩国也显示出了改正错误的勇气和能力。舆论认为，韩国的形象不会受损，韩国不会失去世界的信任，反而会赢得世界的尊重。韩国的生命科学界会继续在生命科学的前沿进行探索，并不断取得进展。
从“最高科学家”到“民族的耻辱”（东方早报）
黄禹锡倒了。几天之间，这个韩国的“最高科学家”从英雄的神坛上重重地摔落下来，成为“民族的耻辱”。在电视上看到黄禹锡低头忏悔的那一刻，韩国民众的心里会是怎样的感受呢？惊讶、同情、愤怒，还是羞愧？
大约一个多月前，笔者在访问首尔（汉城）时，曾有机会听过黄禹锡的一场演讲。演讲会的主办者是韩国记者协会，听演讲的都是来自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尽管大家对黄先生颇具专业水平的演讲似懂非懂，但对主人的精心安排还是感到十分满意。至少，我们不仅有机会一睹这位韩国“大腕”的风采，并拍下几张照片留作后用，而且在回国后与朋友交谈时，也多了一个有趣的话题。一位韩国朋友听说我听了黄禹锡的演讲，羡慕不已。他说，黄禹锡可算是韩国的“国宝级”人物，能听到他的演讲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黄禹锡的声望，笔者在韩国逗留时也多少有一点儿了解。比如，他的研究成果刚刚披露时，同行曾对他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完成那样的研究表示过怀疑，但这点儿怀疑的声音很快就被媒体与民众追捧的声浪所淹没。毋庸置疑，当科学研究上升到政治荣誉的层面，提出质疑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再如，韩国一家电视台在播出的节目中，对黄接受其下属的卵子并且付费一事提出了批评，认为此举有违生物医学伦理。没想到此事竟引起了许多观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发起了一场“我爱黄禹锡”的运动，抗议电视台“有意贬低黄禹锡”，并坚持闹到电视台公开道歉，承认有违“职业道德”，才算完事。
有了这段经历之后，再看黄禹锡的造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句流行语：明星是“粉丝”们创造的。这句话很可能是从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那学来的，托氏当年曾说过：“领袖是追随者创造的”。那么，黄禹锡这样的英雄是谁创造的呢？
我们不是习惯于在英雄之前加上“时代”二字吗，可见，英雄与英雄所成长或形成的时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讲，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英雄是时代造就的；二是英雄也是时代所需要的。
黄禹锡成为英雄与时代有着必然的联系。无论是从面临全球化冲击的民族心理需求来说，还是从大众媒体的生存发展来看，我们都处在一个特别需要英雄，又能够比以往更容易地创造英雄，尤其是创造民族英雄的时代。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民族的融合、交流不断加速，但越是融合、交流，往往差异感就会愈加突出，而差异感愈突出，民族荣耀的需求也就越是强烈。尤其是对那些小国和后发展的国家来说，往往特别需要营造一种民族的英雄精神，来“提神”、“增气”。正是在这样的民族心理环境下，科研、体育等许多有着自身发展规律的事情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色彩，而大众媒体又利用最现代化的手段，不断地放大这种精神效应。
由此看来，与其说是黄禹锡需要制造出干细胞的神话，不如说是韩国人、韩国政府需要这样的神话。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政府将生命科学列为未来经济增长的10大动力之一，政府科研投入的9%都给了这一领域。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打造出韩国的诺贝尔神话。在这种快出成绩，早出成绩，不出成绩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政府的心理驱使下，黄禹锡即便是不想造假恐怕也很难了。在黄禹锡工作的首尔国立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的标志牌上，不就印着这样两行大字吗：世界的希望，韩国的梦想。科学研究一旦被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那就不再只是科学家能不能在某个科学领域里取得突破的事情了，也不再只是黄禹锡本人的事情了，而是事关国家声誉、民族发展的大事。
韩国《东亚日报》的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应对此进行冷静的分析，并将此视为“国家自首”的契机。韩国人的冷静尽管来得迟了一些，但却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当浮躁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通病时，我们的确应当对一些已经产生了所谓轰动效应的“丰功伟绩”多一些“冷静的分析”，更加严格地按照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来对待诸如干细胞研究这样的“伟大成果”。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