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特尔本人曾表示，人造生命的出现“改变了自己对生命和生命运作的科学和哲学思考。”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关于生命科学的伦理反思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此前关于人体试验、克隆技术、试管婴儿、胚胎干细胞研究等现实问题都曾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焦点就在于：生命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提高生命质量、挽救人类生命和改善人类未来，但这些旨在造福于人的研究会不会伤害到人类个体、导致无视人类尊严甚至可能危及人类未来？
传统价值观认为“一切人类实践都是天然合理”，但在“有能力做”与“应当做”之间，人类在道德上应更多地关注行为的长远和未来责任。这样一种责任伦理是一种有关责任的预防性和前瞻性的考虑。因此，才有了有关生命科学的伦理学争论，并从不同的立场表达自己的看法。
持传统伦理观的康德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宗教信徒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论证“每个人的生命具有平等的绝对价值”，我们不能因为年龄或生理缺陷等其他条件贬低人的生命价值。一些功利主义者则认为，把人的生命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旧伦理”应该被坚持生命价值相对化的新伦理所取代，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相信如果牺牲某些个体的尊严或生命可以促进有益于更多人的研究，这样的行为应被看作是道德的。虽然相关的争论仍在继续，但从生命科学研究的实际应用和立法状况来看，“ 尊重生命”仍然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哲学角度——
原子论的世界观能不能拯救世界？
西方近代哲学的自然观是原子论的世界观，其实质是对自然界的整体进行分割和拆卸，把自然物质世界还原为分子和原子，并在此基础上解释自然界的整体性质。这种世界观不仅统治了哲学思维，也统治了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域，成为工业文明的灵魂。工业生产首先对自然界整体进行分割、分离，从中选择有用的部分，然后按照一定的目的进行重新组装，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就是对自然界的拆卸和组装的结果。因此，工业生产的过程(制造)，就是以人工秩序取代自然秩序的过程。这与人造生命的过程有诸多相似之处。
从根本上说，人们在当代生命科学研究中对生命的理解和解释仍然是还原论的。生命世界的还原论是把整体的生命系统还原为个体的生命，进而又把个体生命还原为生命的
遗传信息，它成为控制生命有机体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无论是克隆技术的“复制生命”，还是通过合成基因的方法“制造生命”，都是把生命还原为一种简单的构成。
有人质疑，人造生命既没有考虑自然整体对个体生命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其对自然界整体的长远影响。这就是说，按照生态世界观，即使人造生命技术能够解决一些人类生存面对的局部性难题，但它对人类生存的环境整体所造成的破坏却是难以估量的。当新的生命扩散到自然界时，它就会直接或间接地与自然界的所有其他生物发生相互作用，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而这些严重后果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来。正如美国作家杰里米·里夫金在他的《生物技术世纪》中所说，“这是一个没有路标和参照物的高风险旅程”，“期望很大，约束很少，对潜在的结果我们茫然无知”。
伦理学角度——
生命是不是人类手中的玩偶？
从伦理学角度对生命科学提出质疑的人认为，首先，任何生命都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完整的实体。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具有不可分割、不可拆卸的整体性。当人把生命看成是可以任意剪切、任意编辑、任意修改、可以重新组装的暂时性程序时，现实的活生生的生命已经不复存在。生物基因合成技术彻底消除了生物作为自然实体的意义。在这种技术看来，任何物种和生命个体都只不过是一种幻象，真正的生命的本质只不过是不同物种和生命个体之间可通约的和可任意编辑修改的遗传信息而已。它彻底改变了生命的本质：生命完全失去了自身的存在论的意义。
其次，生命的本来意义，就包含着其自我生成的意义。生命是自生、自成、自在的，而不是按照某种外在的目的“被创造”的。这就是生命的自然本性。当人类通过基因合成开始制造生命的时候，生命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真正的生命已经“死了”：我们可以像生产鞋子一样把新的生命制造出来，同样，我们也可以随便地像扔掉破鞋子一样把这个新的生命扔掉。在人这个新“上帝”面前，生命的价值已经丧失殆尽。
法国哲学家阿尔贝特·史怀泽提出：“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因此，我们应该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对待其他生命。这样，人与其他生命之间就具有了伦理关系。生命伦理的最高原则就是“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彻底丢失之后，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就彻底被否定了：一切生命都不过是人类手中可操纵的工具和满足人类欲望的对象，人与自己所制造的东西之间不可能存在伦理关系。这样，基因合成技术彻底颠覆了人类长久以来对于生命本质的看法，让人们重新审视自身和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
曲红梅(作者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作者：
201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