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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健康界》
“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关键点，它决定了公立医院能否保持公益性导向和实现良性运行。”2012年9月8日，在主题为“医药分开及补偿机制”的京沪两地公立医院改革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副主任开门见山地说。
高解春认为，其实目前要求公立医院保持公益性和良性运行，两者间存在矛盾，能否找到解决矛盾的平衡点，决定改革的成功与否。现在公立医院被攻讦的多数行为，都因补偿机制不妥而引起，“你想牛往右边跑，就得把草放到右边，而我们现在是想牛往右边跑，却把草放到左边。如果说公立医院曾经有过趋利行为，一定是政府的补偿机制存在不足”。
高解春指出，有四个问题需要得到大家的共识。
第一，补偿机制改革的要点就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与医院发展达到平衡。他表示，这应该是政府主导下市场机制的运用，但注意不能全部让政府去计划。现在有的地方政府实施总额预付加上全收全支，使医院没有一点控费的积极性，效率明显低下；反过来，如果不严格控制药品加成，趋利又变成必然。“所以，一定是政府主导下市场机制的运用，让医院有积极的主动去控费。”
第二，劳务价值的扭曲是中国补偿机制的一个关键问题。“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如何让劳务价值得到体现，费用得到合理的控制，这两者的结合是个必然的方向。
高解春称，实施药品零加成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药品零加成是不科学的，因为医院使用药品本身有成本存在。“难道零加成之后，医院就得承担这部分成本？”但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想药品零加成后能不能体现医生应有的劳务价值，如果能够体现希望达到的劳务价格，这是一个机会，“要看到这是在中国特殊情况下，政治与科学相互妥协的一个产物，我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把医生的劳务价值好好地算一下”。
第三，预付制替代后付制是一个世界性的潮流。“中国已经起步晚了，全世界其他国家都遇到后付制以后费用无法控制的问题”。他指出，看病贵、看病难是全世界的共性难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世界其他各国都采用了预付制替代后付制。
对于预付制，他解释说，从道理上讲，明码标价是交易的基本原则，但看病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第三方付费。“别人请我吃饭，有第三方付费，这个饭怎么吃？卖的人卖贵的，吃的人点好的，然后付费的人受不了。这就是我们不简单地用交易原则进行这方面的控制。”那怎么办？有两个办法，一是自助餐，吃什么就这点钱，卖的人不可能给你最好的，自助餐要吃到极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二是把钱全给你，剩下的都是你自己付。
“当然，我认为总额预付是权宜之计，医院最后的趋向都按DRGs支付，社区按人头支付，但要注意几个问题”，高解春称。
首先，要全城全面铺开，否则就会出现同城不同价的现象。
其次，DRGs与总额预付结合一定要弄明白，不能把DRGs和总额预付混在一起算。他解释，总额预付拉出了多少个DRGs，拉出来的部分不能再算做是总额预付里面。这个需要控制好，如果这个算在里面是不科学的。最后怎么样？DRGs的比例越来越高，留下来的总额预付越来越少，加在一起是DRGs逐渐的替代了总额预付，“趋势应该是这样的”。
在高解春看来，总额预付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只要它的核定是不科学的，一定会导致医院行为继续扭曲的可能。但总额预付又是没有办法的办法。DRGs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只是做DRGs“很累”，实施起来很复杂。此外，中国不能像美国做那么粗的DRGs，因为美国的医院是不趋利的，而中国医院院长的应变能力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强，因此“要逐渐替代。”
除此之外，高解春还提到“加强监管”、“综合治理”、“改变药品采购方式”等注意事项。
第四，政府规划引导下全面预算、工资总额核定是保证医院公益性的关键。高解春表示，医院趋利是因为所有支出都由医院自己承担。怎么改变？有一点比较好，出资人起到他应有的补偿作用，尤其是融资。他举例，上海现在医院扩建只要是政府同意的，政府就出100%，但如果政府不同意的医院就不能做、不能买。这样医院院长还有什么趋利行为？他拿着钱，也不能造房子、买设备。也就是说，“把这个利益已经取掉了。”
在人员工资方面，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只能发这么些钱，其他再多的钱都只能看不能用，这样话，院长明显就没有趋利，“只要没有趋利，就会干出很多很像医院干的事”。他表示，趋利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能让医院拿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至于怎么让医生活得有尊严？他认为工资总额核定很重要，“工资总额一定是根据工作量、工作质量进行核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