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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交易：安东尼·科伊尔（Anthony Coyle），在辉瑞（Pfizer）公司负责与众多学术机构的合作。这些合作关系体现出了一些新的资助和研究模式，旨在为制药公司的药物输出带来更多的创新。
药物开发事业正在经历艰难时代，制药工业界推出备选药物的速度不够快。与此同时，企业家们则在苦苦地寻求资金，将他们的新想法酿成果实。这些问题促使学术研究者、风险资本家和大型制药公司间建立新的合作和联盟，但是这些新的模式是不是能解决问题呢？这是横亘在本周（2012年6月18-21日）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国际生物技术大会（BI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的1.5万人脑中的疑问。
这些都是老调重弹了：风险资本家们很少投资生物技术，部分原因是将羽翼未丰的生命科学公司折腾上市是很困难的事，而尽管大型制药公司确实渴望创新性的想法，在新药开发上也很依赖小的生物技术公司，因为这些大企业不想承担风险高的早期项目。新的联盟，包括制药公司和学术界进行直接地合作，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而建立的。
在周一的一场关于资助新药开发的分会上，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公司负责合作的副总裁詹姆斯·萨布里（James Sabry）表示，“为了创新，每一家制药公司都需要生物技术的支持，这些技术要么仍处于大学实验室的研究阶段，要么处于生物技术公司的起步阶段，而同时，生物技术公司也需要制药企业，因为开发一个化合物需要大量的资本。”
资金的短缺是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的。据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National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的数据，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技术类公司获得的第一期创业资本已经跌至最低。该协会的一项调查还发现，美国的风险资本家们将继续减少对生物技术和医疗设备类创业公司的投资。
近十年来，新技术和新概念已经给生命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但是，“制药公司仍然仅仅在努力收集这些技术，并将它们用于新的治疗，”辉瑞（Pfizer）公司的安东尼·科伊尔（Anthony Coyle）在周三的一场关于早期合作的分会上说道。
科伊尔在辉瑞公司领导一个“医疗创新中心（Centers for Therapeutic Innovation）”的项目，该项目已经在加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的四个学术中心建立了合作实验室,目标是支持一些初期的想法并最终将它们变成备选药物。科伊尔提到，旧式的合作“得到的是混乱的结果”，长远来看，对制药公司或学术界都没有好处。而医疗创新中心将近两年的努力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大学和辉瑞对于知识产权和成功获得的备选药物享有同等的所有权。科伊尔表示，“只有我们做出正确的决定，并最终开发出了这些药物，我们才真得成功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生的事业只是在小鼠身上研究糖尿病和癌症，是这个项目让他们的想法得以走向临床，” 科伊尔说。
会上还讨论了其他合作模式。杨森研发中心（Jansse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是强生公司的附属机构，最近就和波士顿地区的风险投资集团北极星（Polaris）合作，共同寻找成长期的生物技术公司。
“我们关注那些现成的产品和那些对病人和企业未来成长有益的公司，”杨森制药（Janssen Pharmaceuticals）的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说。他还表示，“药物开发的压力总是存在的。”但是新的药物靶点是很难找到的，这使得生物技术产业生性脆弱，“我们担心这些资产今后是不是还会存在。”
其他制药公司，包括默克（Merck）和赛诺菲（Sanofi），也已经和风险资本家们合作，寻找更好的方式来资助这些早期的研究。这些实验性合作的成果可能要等到许多年以后才能显现。但是用创新来解决制药公司的问题，这会使得这些业界巨鳄排挤他们所追求的企业精神吗？
不少生物技术公司的领导者，比如，CytomX公司的CEO肖恩·麦卡锡（Sean McCarthy），认为新的合作模式存在一个可能的危险。CytomX是一家开发抗体治疗药物的创业公司。麦卡锡说，“一旦制药公司介入，很可能反而阻碍了创新，而他们正是为此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