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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典型之后，乡村医生刘玉莲多了个口头禅：“党和政府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
后面跟着的词各有不同，但这个开头，几乎成了刘玉莲说话的范式。
这句话一般不会出现在会场上发言中。就在日常聊天时，刘玉莲经常突然会说出。
说这话的时候，她坐在那儿，腰挺挺的，眼睛直望着对方，没有一点客套和矫情。
包括刘玉莲和她的家人，谁也没有想到，在偏僻的农村，起早贪黑地给人治了40多年病后，“丫头”刘玉莲出名了，她当上了全国道德模范。接着，全国优秀乡村医生等全国性的荣誉，一个接一个地落在了她身上。
当了典型之后，刘玉莲的生活基本上就分成了两个部分：在村里看病，到北京或乌鲁木齐领奖、接受采访。
刘玉莲的病人更多了，甚至连很远的村子都有人专门来这里看病。在北京领奖时，她的手机还是经常响起。询问她的绝大多数是病人，病人打电话不分时刻，更不管刘玉莲在北京，而用手机接长途电话要付出高额的漫游费，也改不了叫刘玉莲“丫头”的习惯，他们只是反复地执拗地问，要求刘玉莲解释她为什么没有呆在那个卫生室里：“丫头，你啥时回家？我们家的病人病得厉害。”
刘玉莲一到家，有些女病人看到，就扯着她的手说：“丫头，你咋一走就是半年呢？”
刘玉莲乐了，“也就是走了5天嘛，你想我了？”
路上遇到上学的小孩子，小孩子们向刘玉莲打招呼：“丫头大夫，你好吧？”
刘玉莲笑眯眯地回答：“我很好，你们好吗？”
顽童们“嘎嘎嘎”地大笑着跑远了。
他们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刘玉莲就用听诊器听过他们的心跳，他们预防接种的疫苗，都是刘玉莲亲手打的。甚至他们的妈妈，都是刘玉莲亲手接生的。在二堡村这个小村子里，刘玉莲诊治过全村老少三代人。
也就是在中国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小小社区里，由于刘玉莲的存在，有300多户的二堡村达到了基层卫生保健的最理想状态——小病不出村。
在刘玉莲临到北京开会的那天，卫生局派人到她家接她。
他们原以为，刘玉莲从来没有去过北京，甚至连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都没有去过，这次出这么远的门，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家里还不得给她认真地做上两个好菜，送行一下？
吃饭的时候，放着肉的抓饭，放在卫生局干部的面前，里面有两三块指甲大的肉，另一盘子没有肉的拿在了刘玉莲自己手里--她要把她认为的好东西都拿给客人。
后来提起来，卫生局的干部还在感叹：没想到刘玉莲家那么穷，也想不到她就是当了那么大的典型，心还是那么纯净。
刘玉莲的心素净得让很多人看来，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
饭桌上，领导正在向全桌发表讲话，所有的人都做出认真聆听的样子。唯有刘玉莲，正在这个当口端个酒杯站起来，绕过整个桌子走过来，给她想敬酒的人敬酒，全然不顾领导的脸色。
刘玉莲获奖后，哈密市政府拨了一笔款，准备给她修一下房屋，不让她再住在土坯房子里。
施工队来了。没想到，刘玉莲张着两臂拦在了房门前。
所有的人都愣住了。这时，刘玉莲说，房子不能修，要修，我自己攒钱修。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如果政府给啥我就要啥，我成了什么人了？
那次刘玉莲是真急了，她一下子哭了。
刘玉莲接受了所有的荣誉，但推掉了所有的奖金。这一点让政府机关相当地头疼，于是，动员刘玉莲接受政府的美意，便成为了当地干部反复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无论他们怎么说，刘玉莲或者说“党和政府已经给了我那么大的荣誉……”，或者说“我自己有手有脚，可以养活自己啊”……
温和的刘玉莲甚至“警告”家里人：“不准要！”
总之拒绝。
既然刘玉莲那么看轻金钱看重荣誉，干部索性对刘玉莲说，你是个典型，典型人物日子过得苦，那不是给党和政府脸上抹黑？
刘玉莲这才别别扭扭地勉强答应。
成为典型后，刘玉莲的低调和一如既往的努力，从来不提任何个人生活上的期望，让当地政府官员感慨万端。哈密市卫生局局长曾经在全市医疗系统大会上问出席会的人，一个在农村呆了40多年的乡村医生，成为全国知名的典型，无论是成名前还是成名后，从不找领导提任何要求，你们有几个人能做到？
女局长冲着台下说，你们各位谁不比刘玉莲学历高？谁不比她技术好？当前医患关系那么紧张，刘玉莲一个乡村医生那么受农民热爱，这一点还不值得大家想想吗？
虽然是汉族，但自幼生长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用新疆的话说，刘玉莲的举止做派完全“民族”化了。
她一年四季穿裙子，即使是冬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少数民族妇女爱修饰的习惯同样也传染了她：刘玉莲每天佩戴首饰，哪怕是一条不太值钱的项链，她也认真地戴上，然后给自己化妆。
这一点与汉族地区生长的乡村医生十分不同，也与同样生长在农村，与刘玉莲年龄相仿的花甲老人不一样，刘玉莲的身材和相貌，再加上打扮，可以说十分出众。但只要有人夸她漂亮，刘玉莲就会毫不掺假地自谦：“丑死了，好看什么？”
刘玉莲的举止和礼貌，也与维吾尔族妇女十分相似。在北京，坐电梯的她，一次又一次地把身后的人让进电梯，看到没有人了，自己才最后一个走进电梯厢。同行的人后来提醒她，不要老让了，电梯会关门走掉的。
刘玉莲第一次去北京领奖的时候，得知“丫头”要从北京开会回来，全村的人一早就在村头上等，敲着鼓、跳着舞的队伍一直排到了刘玉莲的家门口。
乡亲们说，“丫头”出名啦，我们不让“丫头”离开我们村。
在行医几十年中，刘玉莲有数次机会离开这个村子，去乌鲁木齐或者别的地方生活。有一次，因为二堡村生活环境恶劣，政府曾有意将部分村民搬到别的地方去。那一次，刘玉莲的丈夫甚至把搬家后耕种的土地都平整好了。
最后还是被村民们拦住了。二堡村的村民说，别人可以走，“丫头”不能走。政府如果非要把“丫头”调走也行，那就再派一个像“丫头”一样好的医生来。
刘玉莲的卫生室重新翻盖了，要起个名字。刘玉莲说，叫玉莲卫生室吧，我让大家叫了一辈子“丫头”，以后年纪大了，难道还叫“丫头”不成？维吾尔族老乡都说，就叫“丫头”卫生室，我们就喜欢这个名儿，不改。
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刘玉莲都会准时来到卫生室，打扫、消毒，做好一天的准备工作，再等着一个个前来问诊、取药的病人，哪怕是凌晨刚刚下了火车回到家中。
新疆的早晨，天亮得晚，八点钟只相当于内地的五六点。过去，刘玉莲的卫生室只有她一个人，也没有人监督她上下班是不是迟到早退，更没有人盯着打卡扣工资，她服务的对象，也只有自己村子的群众，最多只有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但是，这个乡村医生，40多年来，却用如此自律的方式迎接她职业的每一天。
刘玉莲经常提起业已去世的父亲。
父亲那时在生产队里看瓜，可刘玉莲从来没有吃到过父亲看的瓜。一天，家里人赌着气想吃瓜，打发最受宠爱的刘玉莲向父亲要。
父亲看了看女儿，低头钻进瓜地，捧出一个烂了半边的西瓜，把坏的地方削去，放进刘玉莲捧着的小锅里。
父亲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从父亲那儿，刘玉莲知道了什么叫做无私。
刘玉莲说，要是父亲还活着，知道党和政府给了女儿那么大的荣誉，看到她现在经常站在台上领奖，不知该有多高兴。
说罢，眼眶中盈满了泪水，她使劲儿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