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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校长 拉斐尔•赖夫 , 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克雷格•巴雷特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据说，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曾问过伟大的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一种被称为“电”的新发现是否具有实用价值。法拉第答道：“啊，先生，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您就能对它征税了！”
科学发现在改善生活、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但近几十年，这一观点却在美国遭遇根本挑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数据显示，在1989至2009年间，用于研发的联邦支出每年仅增长1.3%，低于国内生产总值(GDP)2.4%的年增速。这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情况可能还将恶化。
从周五开始，美国将全面削减联邦资助的研究，这属于自动削减预算计划——“支出封存”(sequestration)——的一部分。此举大错特错，将使有史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强“兴奋剂”被进一步削弱。
二战以来，大学和公司将科学发现转化为实业。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战后75%的增长均与技术创新有关。美国的模式也得到了广泛认可：世界各国均在以创新推动增长。
但在美国，对联邦赤字的关注可能让政府领导人忽视一个基本经济事实：我们的增长存在问题。美国正在走出衰退，但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
以财政责任之名削减美国的研发能力，好比以提高飞机效率之名扔掉它的发动机。研发只占联邦支出的一小部分，但在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方面，它却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美国固然需要削减支出，但它必须理智地削减支出，对于关键领域还要继续坚持投资。如果美国国会批准“支出封存”，各机构获得联邦资助的研发活动将在2013年削减5.1%至7.3%；削减和停滞将持续到2021年。
无党派倾向的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在一份报告中估计，此类削减将使美国GDP在这9年里损失2000亿美元——这一估计是将“支出封存”与研发支出仅维持在2011年比例的状况相比较。如果在这9年里，美国将研发支出维持在GDP的恒定比例，GDP将增加5650亿美元。如果美国的研发投资比例与中国相同，GDP将增加8600亿美元。
光是在未来三年里，“支出封存”引起的研发支出削减预计将导致60万人失业。这一数字还不包括因为缺乏资金而放弃研究的杰出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我们将失去整整一代的革命性构想。
假如美国将研发占GDP比例维持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我们不仅不会讨论削减支出，反而会将每年的研发预算增加1100亿美元。美国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仅列第8。
最近一波美国创新商业化的浪潮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计算机科学的进步程度推动了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加和互联网的发展，为思科(Cisco)、英特尔(Intel)和谷歌(Google)带来巨大机遇。后来，美国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基础之上又诞生了生物技术革命。
这两大领域的进步皆源于联邦政府资助下的科技突破。上世纪90年代末，信息技术带动下的经济快速增长令美国税收大量增加，使联邦预算出现盈余。
在计算机革命、生物技术革命及其他重大科学进步中，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的最大作用是构想宏伟的计划。在互联网面世之前的几十年，探究计算机前景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具体的发展方向。在联邦拨款的支持下，研究人员打下基础，最终促使行业创造出拉动整个经济的产品。政府聪明地解决了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私营领域无法承受基础性研究的高风险。
全世界最优秀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公司多数仍在美国。如果美国重新致力于为这些增长引擎投入资金，它将能够维持长久以来的竞争优势，实现增长，降低预算赤字。这并不是结果不可预知的鲁莽，而是令美国一直以来受益匪浅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