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显示 收起
2003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血液研究所国家血液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对SARS病毒检测试剂进行试验。刘海峰摄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元凶，这一重要发现来自于全球13个实验室的携手攻关。中国是全球最早出现SARS病例、病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但疫情暴发之初，病原锁定、基因测序等科研重大进展都是由海外学者最先完成的。中国基因生物学领军人物杨焕明教授痛心地承认，面对SARS，“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在遭遇SARS科研攻关的初期失利后，中国医学科技界开始痛定思痛，奋起直追。
拥有全球领先基因测序技术的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从疫情暴发之初就苦寻病毒标本而不得，只能通过私人关系从北京某研究单位“偷”了一点样本，“像进行特务活动一般”。
2003年7月，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专门刊发文章，认为中国丧失SARS科研黄金机遇可部分归因于缺乏协调与合作、与外界的隔离等科研体制上的问题。
在当年的科研经历中，让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部SARS攻关组组长顾江教授记忆犹新的一个情节就是“抢遗体”。有的机构并无科研能力，却想先抢到SARS患者遗体，自己研究放卫星，结果多无疾而终。拥有全球领先基因测序技术的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则从广州疫情暴发之初就苦寻病毒标本而不得。该所研究人员只能通过私人关系，从北京某研究单位“偷”了一点样本，整个过程“像进行特务活动一般”，要在晚上10时以后、早上7时以前去，见面时还要戴上帽子和口罩。
在遭遇SARS科研攻关的初期失利后，中国医学科技界开始痛定思痛。作为当年SARS科技攻关的亲历者，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员杨瑞馥坦言：“对传染病领域的科研工作而言，SARS是一个转折点。”2003年4月14日，卫生部、科技部启动“非典型肺炎防治紧急科技行动”。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新型冠状病毒是SARS元凶后，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臻便受命到各家医院收集SARS病人的血、尿、便、咽拭子等标本。通过对标本的检测，研究人员发现，病人在10天左右体内即出现抗体，在短短数日之内摸清的这一规律，为后期病人确诊提供了重要参考。
2003年4月末，22位中科院院士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以SARS防治为切入点，构筑预防医学体系，全面加强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报告，建议在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中，加强科技体系构建，中国学术界要摒弃部门观念，迅速形成一支SARS研究的国家队。
10年后，当年联名上书的22位院士之一的强伯勤说：“这份报告里的大部分建议都得到采纳。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面世就是最好的例子，这是从国家层面协调推动传染病防治的科技攻关。”2008年启动的重大科技专项的重点之一，就是探索建立专项的新型举国体制，统筹项目、人才、基地和学科的发展，突破部门系统壁垒和传统科研文化束缚，形成协同高效的“大兵团作战”机制。
当年联名上书的22位院士之一的曾毅说，10年来，我国应对新发传染病的病原鉴定、诊断试剂开发、疫苗研发等科研支撑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提升，比如，在2009年应对甲流疫情中，古巴就使用了我国研制的甲流诊断试剂。
在应对甲流的科研中，来自中国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国际认可。2009年12月，北京朝阳医院的曹彬等代表中国甲型流感（H1N1）临床专家组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通过对426例甲流病例的分析，总结了甲流在中国的早期临床特点。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甲流的报告中，关于病人临床特点的5个重要观点来自这篇文章。
对于中国在防控甲流中的表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评价说，中国从此跻身国际一流的流感监测和研究队伍。
在世卫组织公布病原结论之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发现未能及时公开。
SARS暴发之初，中国科学界之所以错失科研机遇，政治干预的影响不容忽视。
10年之后，回忆起当年确诊北京第一例SARS病例的经过，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刘又宁教授说，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专业能力有多强，只是根据病情作出决断，而没有过多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在两会即将召开之际，确诊北京有了首例SARS病例，医生所要承担的不仅仅是医疗责任，甚至还可能面临政治风险。“关键是担责任。所幸的是，当时我们把住了这一关，没有让患者流入社会感染更多人。”
此前，中国疾控中心已于2003年2月18日宣布从病人尸检标本中找到了衣原体，由此判断衣原体是SARS的致病原因。这一赶在两会开幕前匆匆发布的讯息，被寄望能起到稳定人心的效果，因为衣原体感染所致肺炎使用抗生素治疗很有效。
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临床医生的认同。钟南山院士第一个提出，临床上，SARS患者使用抗生素治疗无效，很有可能是由一种新的病毒引起。事实上，在世卫组织公布病原结论之前，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研究人员已经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发现未能及时公开。
“传染病晚期患者合并多种感染，很可能出现衣原体感染或定植，但随后的科研证明这并不是致病原因。”刘又宁回忆说，但在当时，SARS源于衣原体的官方结论直接影响到临床治疗，“不管青红皂白，全国范围内的SARS患者几乎一律应用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抗生素药物，既浪费医疗资源，又增加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刘又宁专门撰文纠正，“由于内容与官方说法相矛盾，杂志社还没敢太早刊登，直到4月末才刊发”。
“行政大于科学”的例子，在SARS期间并不在少数。北京SARS暴发后，北京市朝阳区就曾因每天报告的疑似病例数量大于确诊病例数量，而被领导批评，“是不是医生的诊断能力不如其他区？”事实上，疑似病例大于确诊病例数量是符合疾病发展规律的，反之则可能导致患病率和死亡率上升。
2003年4月末，伴随着政府部门对SARS防控的态度转变，广东也曾出现过“过度诊断”的现象。到4月的时候，广东报告的SARS病例数依然居高不下，这让专家们都很奇怪。因为按照疫情的一般发展规律，广东应该已经过了波峰。于是卫生部门组织成立了7个专家组，通常由呼吸、影像、传染病医生和疾控专家组成，哪个地方报告了SARS病例，就派专家组过去，逐个筛查，排除掉了许多误报的疑似病例。
“在这个阶段，对于‘过度诊断’的筛查和检讨是有必要的。”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呼吸科医生蔡绍曦回忆说，采用临床多专业专家联合会诊是SARS诊断与鉴别诊断的关键，也是对新出现的传染性疾病临床诊断治疗以及预防和隔离的一种有益尝试。“应该说，有了这些经验，在此后面对诸如甲流等疫情时，临床医生和卫生管理部门的理性思维都在增强。”
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出于生物安全考虑，传染病院要搬出北京城，P3实验室被匆匆拆掉，标本几乎被销毁，经过顾江和同事们的努力抗争，标本才被保存下来，统一封存，从此再无下文。
对于当年的病原体之争，有学者认为，去除政治因素的影响，科学上应当允许有探索的过程。“遗憾的是，当基础研究与临床实践不符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当时参与救治工作的一位临床专家说。
在顾江看来，10年来，SARS中显露出的中国医学科研隐忧仍然存在：“SARS一过去，相关科研进展就没有人再过问、跟踪。相关部门对于新发传染病防控的科学研究工作还缺乏全面统筹考虑和长远计划，下一次再遇到类似情况，还有可能会措手不及。”
SARS期间，顾江课题组在北京日坛医院建立了国内唯一可用于烈性传染病患者尸体解剖的P3实验室。在那里一共完成了18名疑似SARS死亡患者的尸检，获得大量珍贵的病理标本，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界高度关注。但遗憾的是，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出于生物安全考虑，传染病院要搬出北京城，这个P3实验室被匆匆拆掉，标本几乎被销毁，经过顾江和同事们的努力抗争，标本才被保存下来，统一封存，从此再无下文。
“如果下一次SARS再来，国家又要花大量时间和资金来应对，更重要的是丢失了许多珍贵的病理标本。”顾江说，“标本保持的时间越长越珍贵，如果下一次SARS或类似的传染病再来，可以进行对比，这对认识新发传染病的本质和变化至关重要，到时会后悔莫及。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有效地预防和诊断这些新的疾病。”
“关于新发传染病的发病机制，研究越深入，就会发现很多重要问题还没有解决。”顾江说，“现在我们对于病毒如何变异、变异后如何感染人，病毒进入人体后，机体有怎样的反应这些关键环节还有许多未知。过去的规律表明，流行病的大暴发每30年～40年就会出现一次，下一次我国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实际上还很让人担心。”
此外，科研界的浮躁情绪仍时有显现。杨瑞馥说：“科学研究很重要的是积累，需要研究者对某个领域的长期深入研究，而不是看到哪个领域因某一突发事件受重视、科研经费多，就迅速转向。科学家应该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人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而不是跟着科研经费转。”
新发传染病永远不会绝迹。从国家利益考虑，应建立更广泛和常设的专家网络，整合疾控机构、地方大学、科研院所科研力量，加强协作攻关。
信息透明和快捷沟通，也是SARS带给中国科技界最宝贵的经验之一。
SARS暴发时，由于信息沟通的欠缺，尽管香港疫情晚于广东1个月，但依然造成较大损失。鉴于此，2003年，粤港澳三地签订传染病防治交流合作机制协议，确定了三地传染病防控信息交流的合作机制。广东省疾控中心加入世界卫生组织新发传染病中心并挂牌，分享国际上最新的信息。
2012年，香港发现一宗由广东回港的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后，立即启动三地信息互通机制，及时沟通调查处置信息，对追踪感染来源、做好密切接触者处置等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支持。
目前，粤港正建立风险分析的模式，对H1N1流感、流感等进行实时监测，对重要传染病进行风险评估。“对于现在正在流传的新型冠状病毒，广东和香港已经开始加强信息交流，防患于未然。”
“合作是推动科研进步的最重要一点。合作中，参与方彼此的信任和开放态度，决定着事业的进步，我们的态度是利益共享。”杨瑞馥说。
2011年，德国暴发疫情，德国汉堡大学医学院将提取到的菌株DNA寄送给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与他们合作，仅用3天时间在全球率先完成了大肠杆菌菌株的基因组测序。杨瑞馥说，在合作中，中方研究人员发展了开源基因组学这一应对新发突发疫情的新策略，他们第一时间将新病菌测序结果发布在网络上，供全球科学家免费下载，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该结果下载次数达到14000多次，全球各地的研究者藉此进行深入研究，在网络上发布有价值报告60多份。中德研究人员对报告内容进行整合，一份高质量的论文随后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病原无国界，面对新发传染病，我们倡导的‘开源基因组学’理念得到了国际认可，利用全球智慧破解这一难题。”杨瑞馥说，“在论文署名的排序上，我们按照谁提供资源，谁署名第一，其余排名论贡献大小排序。军事医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在论文完成单位中署名第三。”
然而，利益共享的理念在目前的中国科研界还不够普及，争资源、发论文、拿成果的“怪圈”还没有被彻底打破。“病根还在于‘争第一’的国家科研评价机制没有改变。”杨瑞馥说。
“当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新发传染病永远不会绝迹。从国家利益考虑，还应当建立更广泛和常设的专家网络，整合疾控机构、地方大学、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加强协作攻关。”顾江说，他们的研究发现，不论是SARS、还是此后的禽流感、猪流感，尽管致病病源不同，但发病机制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能够摸清其规律，“再次应对新发传染病就会少走很多弯路，少死一些人 ”。（本报记者曹 政对本文有贡献）
SARS重要科研论文篇目摘录
★国际学者发表——
2003年4月13日 加拿大迈克史密斯基因组学中心宣布首次破译冠状病毒基因组。
5月1日 《科学》杂志刊登了美国和加拿大两个研究小组在SARS病毒核酸序列测定的基础上对其基因结构进一步分析的研究论文。这是首批通过同行评议的病毒基因组研究成果，它第一次使科学家较为全面地解读了新病毒的基因结构。证实了SARS病毒确是一种全新的冠状病毒。
5月9日 《柳叶刀》发表文章称，新加坡科学家在最新研究中意外发现SARS病毒是相对稳定的，没有重大变异。这意味着，这一病毒的毒力，不会像人们早先希望那样在人体内逐渐衰减，另一方面，其病毒基因的明显保守性增大了药物和疫苗研制的成功几率。这一发现得到了国际病毒学界的肯定。
★国内学者发表——
2003年8月和9月 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传染科教授李刚等人的两篇论文分别在美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新出现传染病》杂志上发表，在国际上首次阐明SARS抗体的变化模式，率先报告了两例SARS轻型患者。这是当时中国大陆专家发表的最高学术水平的SARS论文。
2004年1月 由中科院院士、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国屏教授倡议建立的“中国SARS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协作组”完成的第一篇论文《中国流行期间的SARS冠状病毒分子进化》在《科学》杂志发表，在国际上引起广泛关注。
2004年5月 解放军302医院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首席专家王福生领衔的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阐明了SARS病人体内病毒准种的组成特点和相关基因的变异规律。这项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
2005年9月 来自香港大学袁国勇教授研究小组，怀疑野生蝙蝠才是非典病毒的源头宿主，此研究成果发表在9月27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研究员和动物研究所张树义研究员等科学家联合澳大利亚的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也将SARS病毒溯源集中在蝙蝠身上，这个发现刊登在2005年9月的《科学》杂志上。
2007年9月13日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题为《SARS恢复期病人保护性抗体消失》的论文，这一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曹务春等完成的研究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