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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观察者网今日特刊美国《时代》周刊今年2月20日发表的深度调查《苦涩的药片：为什么医疗账单害惨了我们》，作者深入美国医疗行业，揭露医院、制药业、保险业整条利益链上的痼疾。美国的总体医疗成本是“发达国家俱乐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的，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也是最高的。另一方面，在奥巴马医改强制推行全民医保以前，据美国联邦政府人口普查数据，2009年时尚有5000万美国人（约占人口的16%）没有任何医疗保险。高昂的医疗成本，让没有保险或保险额度很低的普通美国人，以及乐观的美国“中产阶级”生不起大病。美国究竟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为何奥巴马的医保改革举步维艰？美国医疗制度的深刻缺陷，值得警惕和思考。
观察者网全文翻译，以飨读者：
俄亥俄州兰开斯特市的居民肖恩·雷基今年42岁。去年3月，他被检出非霍奇金淋巴瘤, 妻子斯蒂芬妮认为他应前往休斯顿市的安德森癌症中心接受治疗。10年前，她父亲曾在那儿治病，因此至少多活了8年。因此，父女俩对安德森中心的医护人员都很信赖。
这对夫妻刚开始科技创业，没钱购买综合健康保险。他们目前投保的商业医保是每月交469美元保费——即收入的两成——住院期间可每天减免2000美元的费用。但斯蒂芬妮打电话到安德森癌症中心预约时，接电话的女人却告诉她：“我们不接受这种打折保险。”
一位开账员对斯蒂芬妮说，花六天时间过来检查就得花掉48900美元，且需提前支付。斯蒂芬妮只好请她母亲帮忙开支票。“现在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了。”她说。雷基夫妇飞往休斯顿市，留下斯蒂芬妮的母亲照料他们的两个十多岁的孩子。
一周后，她又向母亲借了3.5万美元，好让丈夫立即开始治疗。据医生判断，治疗不可拖延。雷基到达休斯顿以后，病情迅速恶化。“他浑身出汗，不停地颤抖，异常痛苦。”斯蒂芬妮回忆道，“胸腔里长了个很大的肿块……越长越大。他怕得要命。”
她说，雷基在接待室耽搁了约90分钟，因为医院得核实支票是否已经兑现。雷基用信用卡预支7500美元后，才得以见到医生。院方表示，雷基等候就医的情况很常见。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外宣部门经理说：“医疗费用提前支付是很正常的，如果确实延误了治疗也只能说很不幸，这是美国所有医院的问题。”
最后，检查和初步化疗费用共达8.39万美元，每一笔都是先付钱、后治疗。
费用为何如此之高？
在长达8页的账单上，344行字全是让人费解的术语和符号，但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猫腻。例如有一行是“1片对乙酰胺基酚325毫克。”标价1.5美元，但其实这不过是泰诺罢了。你不用带处方就可以在亚马逊上花1.49美元买个一百片。
还有各种检查项目都是大幅提价，例如“胸片，正侧位71020”标价283美元。如有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保，针对65岁以上老年人），该项检查则只需20.44美元。
每抽一次血（“常规静脉穿刺”）收费36美元，血液样本每项检测都要花23至78美元不等。全部加起来，光化验费用就达1.5万美元。如果雷基是老人，能够享受联邦医保，那这些化验费用只需要几百美元。依据法律，联邦医保的支付金额约等于医院提供服务所需的管理、设备、人员薪水的总成本。
一页页账单翻下去更让人瞠目结舌。一剂“利妥昔单抗600毫克”标价1.37万美元。这是一种治疗癌症的有效药物。一般来说，其价格是4000美元/剂左右。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进价约为3000至3500美元。也就是说，这家非营利机构卖给雷基的救命药价格涨了大约4倍。
我就此询问安德森癌症中心，得到的是一份医院的书面声明：“费用计算对供应商、支付方、政府单位等各方来说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我们的收费与其他医疗机构的差不多。”
这家医院有理由这么牛气。虽然安德森癌症中心只是得克萨斯州大学的一个非盈利部门，但医院收入远超其世界级服务水平，2010财年的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利润5.31亿美元，高达26%的利润率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已是天文数字。
中心主任罗纳德·迪平侯就像掌管生意兴隆的企业一样，收入颇丰。他去年收入高达184.5万美元，这还不算他主动放弃的额外报酬。据休斯顿《记录报》报道，得州大学曾允许他“与三家大型制药公司的经济往来”，但他高调放弃了。
迪平侯的收入约为得州大学校长的2.5倍。后者的年薪约为75万美元。这种情况在美国很常见，得州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耶鲁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的工资要远高于其大学校长。
去年访问莱斯大学时，我萌生了撰写本文的想法。莱斯大学位于休斯顿市商业中心的外围，我走出校园，瞥见一英里外好几幢摩天大楼，玻璃墙反射的光线照亮了傍晚的天空。这简直是迪拜。但我看到的是得州医学中心而已。1300英亩的土地上屹立着280座高楼，全是医院和相关医疗机构。安德森癌症中心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家，有1.9万雇员。毫无疑问，医疗产业已发展到巨大的规模。在休斯顿最大的10家企业中，5家是医院。3家是能源公司，共1.4万雇员。怎么会这样？我想。钱都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的？我花了7个月时间，分析安德森癌症中心等医院、医生、制药公司以及美国医疗体系中的各方。
包括肖恩·雷基在内的无数病人收到的帐单无法得到合理解释，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病人面对高昂的价目表束手无策。
但那些在医疗行业工作的内部人士则对此习以为常。我们总是争论应该谁来买单，却忘了问那个更为根本的问题：这些高价帐单是怎么回事？
雷基的帐单，以及其他6个例子，为本文提供了近距离观察的机会，雷基和那些大型医疗保险公司在医疗体系这个卖方市场里都是弱势的买方。
结果便出现了美国新一轮的淘金潮，从特效药、拐杖、人造植入器官、CT检测仪以及各种医疗收费服务。全美城市都出现了相同的景象，免税的“非营利”医院转变为各个城镇最赚钱的企业，医院的主管则常常是当地收入最高的人。而在大城市，甚至医院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收入颇丰，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的14位行政主管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其中6个人超过了1百万美元。
放眼全国，这些能量巨大的机构和天价帐单主宰了美国经济，美国纳税人的医疗负担是全世界最高的。美国20%的GDP用于医疗方面，而其他发达国家则是美国的一半。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美国的医疗体系都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
根据麦肯锡的调查，美国人的医疗花费是其后10个国家的总和：日本、德国、法国、中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巴西、西班牙和澳大利亚。我们可能对600亿美元的桑迪飓风救灾资金感到惊讶。但你要知道，那只是相当于美国一个星期产生的医疗费用。美国人每年用于购买人造膝盖和髋关节的金额高于好莱坞全年票房。美国人花在拐杖和轮椅等耐用设备上的钱则是这一数字的两三倍，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国会受到大量游说，结果，联邦医疗保险购买耐用医疗设备的价格要比在沃尔玛的价格高25%至75%。
美国劳工部预测2020年发展最迅速的20个职位中，有10个与医疗行业有关。也许有人以为，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金融服务之都，但纽约市最大的18家私人雇主中，有8家是医院，只有4家是银行。这么多人救死扶伤是好事，但医疗拖累了全国经济，纳税人、公司和消费者花这么多冤枉钱，则说不过去。医疗正在蚕食美国的经济和财富。
把麦肯锡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统合起来，总体上是这样：今年美国人的医疗消费预计达2.8万亿美元。如果按照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均医疗消费金额计算，这2.8万亿当中，7500亿美元（总额的27%）是多花的。在2.8万亿美元中，通过为残疾人和65岁以上公民提供的联邦医保，以及贫困人口享受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总共是8000亿美元，由联邦政府支付。这8000亿美元还在随着物价和GDP迅速增长，变成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剩下的2万亿美元将由私营医保公司和个人（包括没有上保险和交保费的人群）支付。
家住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市的珍妮斯，今年64岁，退休前是一名售货员。去年夏天，她突然感到胸口疼，救护车把她送进了斯坦福医院的急救室（名义上是非盈利机构），医院距住地才4英里。经过几小时诊断，结果她只是消化不良，就被打发走了。故事还没完。
这次诊疗花了她2.1万美元：救护车费用995美元，医生诊断费3000美元，医院诊疗费1.7万美元。
她失业已1年，也没有上医保。账单上有三次标价为199.5美元的肌钙蛋白检测，这项检测可查出患者是否有心脏病。有些医疗机构常做这项检测，因此并无大碍。问题在于价格。斯坦福医院发言人说这个价格是根据“定价表”来的。据悉，每个医院都有自己的定价表。以前，定价标差不多是一本电话簿的厚度，而现在则是一个庞大的电脑文件，包含无数项目。
斯坦福医院的定价表包罗万象，其中当然包括珍妮斯做的血液测试。这似乎应该是一份重要文件。但每当我向各家医院提起此时，院方都会假装不知道。他们想法设法转移话题，或者轻描淡写。我很快明白过来，他们希望外人不要去关心定价表。这是价值万亿美元的医疗帐单的基础，但似乎没有任何商议过程或原则可言。
珍妮斯64岁，没到65岁，所以无法享受联邦医保。但是，对比同一个肌钙蛋白检测的价格可以让我们管窥定价表在医疗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并评估199.5美元的价格有多大合理性。联邦医疗保险收集每一种治疗、化验及其他服务的数据，强调非营利性医院应该维持成本，但不得盈利。因此，根据法律，联邦医疗保险应该补偿医院的所有服务成本，包括管理、资本运营、高管薪酬、、员工保险、地区差异带来的额外生活费，甚至医学院学生的教育费用。
如果享受医保，肌钙蛋白检测费用只需13.94美元，而不是珍妮斯支付的199.5美元。
珍妮斯接受的全血细胞计数检测标价157.61美元，如果你是急诊室爱好者，那你应该记得，乔治克·鲁尼一晚上要接受好几次这个化验项目。在康涅狄格州，这个化验项目的医保价格为11.02美元。医院人士竭力宣称，联邦医疗保险没有补偿全部成本，平均每位病人要让医院损失约10%的钱。但就算在11.02美元的基础上提高10%，也远达不到157.61美元的程度。每家医院的领导都在抱怨联邦医疗保险的补偿率。补偿率是由国会制定的，美国医院协会去年花了1859041美元用于游说国会议员。
但是，斯坦福大学向美国卫生部提交的年度费用报告显示，联邦医疗保险设定的赔偿率是准确的。斯坦福医院2010年实际用于检测的成本为2750万美元，而收费却达2.932亿美元，是前者的11倍。虽然有私人医保的患者可在定价上打折，但折扣远不如联邦医保的大，并且医院是制定的。也就是说，医院靠打折价也能能赚钱。至于没有医保或诊疗超过医保范围的患者，就得按定价表付费。
这就是美国医疗市场：最无助的人支付最高昂的价格。
每个医院的定价表都不尽相同，也没有客观的制定标准——没有一位医院人士能向我解释标准是什么。“这是很久以前制定的，一直沿用下来。”一位医院的财务主管耸耸肩说道。
我向斯坦福医院询问珍妮斯帐单上的价格。“这不是实际价格。”医院发言人奥斯塔德说。我请求约见医院的CEO格里斯勒。“这是我们内部的价格，但大部分从未支付。我怀疑格里斯勒已经多年未见这份定价表了。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你如此在意它。”
奥斯塔德拒绝评论珍妮斯的帐单，包括浮夸的化验价格。“我告诉你了，这种账单没有意义。”他说，“没人真的照这个帐单付钱。”
但珍妮斯被要求付钱。另外，定价表的价格是有意义的，就算是那些有联邦医保的人也要当心。保险公司拥有医院需要的客户，但保险公司却会先在医保价格基础上上浮30%-50%，而不是在定价表上直接打折。随着很多医院联合起来，保险公司越来越丧失了谈判的资本，于是定价就会直接从定价表上打折，比如5折或4折，可是，13美元成本的药品价表上仍然是199.5美元，打完折也没用。“我们痛恨商讨定价表，但没办法。”安泰保险的律师爱德华·沃德尔说。
没几个消费者意识到定价表的存在，医疗产业已经把辩论焦点从帐单定价转移到了“谁来买单”这个问题上。
珍妮斯账单中还有一项更加昂贵的项目，名字叫“NM MYO REST/SPEC EJCT MOT MUL ”，是一种CT扫描，标价近8000美元，医保价格554美元。
珍妮斯还额外支付了染料费872.44美元。常规的心电图检查费用低得多，即使按照该院的定价表，也只要1200美元（如果有联邦医疗保险，则只需支付96美元）。虽然很多医生说这项检查比较全面，但也有些医生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没必要用CT检测。
美国心脏病学院前CEO、心脏病学专家杰克·勒文说：“当然要看具体的患者情况，但一般是先做简单的检测，比如心电图就足够了。我们做了太多核磁共振。这并不妥当……有时心电图就够了，不用别的检测。但一般都是先做简单的，如果查出问题，再做更深入的检测。”
由于珍妮斯当时的病情无法获悉，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医生会给她做昂贵的检查。但医院的动机是，CT扫描设备造价25万美元，使用耗费很小，如果能让更多患者做这项检测，就能尽快捞回成本开始盈利。
根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的报告，一台医疗设备如果每天使用在10-15个患者身上，1年就能收回成本，而设备的使用寿命长达7-10年，利润可想而知了。一年过后，每做一次检测，就可以纯赚利润，刨去医院的维护费，以及给医生的回扣。
根据麦肯锡的另一份报告，美国医疗行业人均CT扫描次数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高，比德国高出71%。德国政府医疗体制没有给过度医疗提供动机，给医院进行CT扫描的补助也只有美国的1/4。
在美国，联邦医保对医院的补助是由国会制定，但联邦医保在抑制过度医疗方面也有限制。联邦医保为了防止医生在同位患者身上进行多次CT扫描，规定分析同一位患者的多次扫描片费用必须下降，而美国放射学会去年11月14日就在专门国会新闻的报纸《Politico》上刊登整版广告，呼吁通过一项方案，旨在反对联邦医保的这一限制举措。（实际上，当天《Politico》报的12页广告中，有6页是医疗集团的各种游说。）
花在高科技检测上的医疗费还有增加的趋势。麦肯锡对比1997年和2006年的情况，CT扫描仪和核磁共振成像设备的台数从3000升至1万台，每台平均使用次数由3800升至6100次。《急救医学纪事》的一份研究表明，美国急救室使用CT扫描的次数近几十年翻了两番。一位前急救医生说，“在急救室做CT扫描就像吃糖果一样简单，但这太小题大做了，相当于在机场给90岁的老太太搜身。”
与此同时，通用电气和西门子等医疗设备公司也成了美国经济的亮点。猎头也在康乃狄克州积极寻觅合适的销售人才，只需有“至少一年销售固定设备经验”，开出的待遇包括年薪8.5万美元，最高达9.5万美元的销售佣金，还有车辆津贴。
我在网上申请该职位以后发现，光康涅狄格一个州就有186位医疗设备销售员。
2. 医疗技术的经济学
医疗市场不像其他行业，其总体趋势是，技术越进步，价格就越贵。首先，更先进、便捷的设备使得检测和治疗更为方便（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关节内窥镜检查）。其次，患者不会因为高价而挑三拣四。高价总是意味着治疗更安全、效果更佳。另外，消费者在接受医疗服务前，很可能不知道价钱。
除了明显的利益动机，医院和医生选择高价设备还有另一个原因。比如，万一珍妮斯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医院和医生还可辩解说，出事前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使用了最昂贵的设备。
“我们使用CT是为了自保。”斯坦福医院附近的另一家医院的CEO告诉我，“比如说，如果有人摔跤撞到头——只要他们说到头这个字——我们就选择最稳妥的方式。我们不可能因为做过多检测而遭起诉。”
他点出了医疗事故诉讼的问题。医生和院方为避免事故而做的多余检查，远超赔付的成本。有些人会以避免诉讼为借口而赚黑心钱。医疗事故诉讼改革方案如果要获得成功，那就必须要为医生提供避风港。要由同行来判断诊疗是否恰当。只有这样，患者的辩护律师常用的辩词——“医生本该多做些什么”——才不会成为讹诈的工具。
奥巴马医疗法案的草案推出时，共和党人就用这种医疗事故诉讼来反对改革。最终，改革法案在事故诉讼方面无所作为。
关于定价表，医院常用的辩护词是“慈善”。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首席运营官约翰·顾恩说，“我们收取非医保患者高额费用是用来补贴穷人的。”
看一看医院的财务状况就知道这只是托词。第一，虽然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以及很多医院都有针对穷人的救助计划（斯坦福医院则没有），但支付高额费用的恰恰是这些既没有联邦医保也没有私人医保的穷人；第二，定价表的价格与医院的实际成本差距巨大，即使医保患者可以打折，医院的利润还是高得惊人。
的确，在联邦医保和私人保险公司给予折扣的情况下，医院最终收到的款目，要比原账单上所罗列的数额低得多。斯坦福最后收到了收入的35%左右利润，而这也是大多医院的获利。（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和安德森癌症中心凭借其著名品牌与保险公司进行了强硬协商，可以拿到大约50%）
然而，不管折扣多么厉害，定价表上的价格之高、与成本相关的考虑之缺失，导致了独一无二的美国式结果：数以千计的非盈利机构变成了高利润、高知名度的行业，鱼与熊掌兼得。一方面，这些医院类似于低风险的基础性公用事业单位，另一方面，他们像从事高风险行当的企业家那样，支付高薪给管理层。
就像地方上的电力公司一样，顾客离不开他们的产品，并且在别处得不到。他们被保险公司或者医生引导去了某家医院，或者，当地只有这一家医院。然而与电力公司不同的是，医院的利润没有任何监管做。
即便如此，医院还是深受喜爱的地方性慈善机构。
于是我们看到，在全国的小村镇和城市，地方性的非盈利医院也许做着当地最好的生意、每年净赚数千万美元、支付其非医生管理者十万或百万年薪是普遍现象。作为非盈利机构，这些医院募集捐款，而他们一年一度用来做秀的慈善晚宴通常被视作重大的新闻事件。
但是，慈善赠款只是他们经济基础的一小部分：在斯坦福医院去年的收益表中，只有略超过1%的金额来自募捐。那些标价199.5美元的验血和花费数千美元的CT扫描才是真正的利润来源，即使将医保折扣考虑在内。
根据最新的退税记录，截至2011年9月的财年，位于中等城市、服务对象中享有高折扣联邦医保和医疗补贴的病人比例高达50%的斯坦福医院，得以净赚6300万美元（经定价表所有折扣前是4亿9500万美元）。12.7%的利润率，会让其他业者嫉妒不已。
斯坦福医院将近5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也使得它成为该市最成功的本地经营者。事实上，该院的进账超过了斯坦福市的税收总额。这家医院是一家比它所在城市更大的公司。
这家医院的财富之雄厚，并不是什么特例。全国所有非盈利医院的平均利润率是11.7%，而这还包括了那些赔钱的非盈利医院。此外，斯坦福的12.7%营业利润率是在医院向管理层支付一笔笔高薪后计算的，这其中包括支付给其财政主管的74.4万美元和院长的186万美元。
事实上，麦肯锡在美国银行的协助下汇总了总有医院的财政报告进行研究后发现，全美2900家无需支付所得税的非盈利医院最终的营业利润率，比那1000家盈利性医院扣除所得税因素后的营业利润率更高。一言以蔽之，在医疗保健领域，非盈利机构比盈利机构更赚钱。
尽管如此，像斯坦福这样的医院还是能够用他们令人同情的非盈利身份攫取利益。在与医疗保健相关的赤字减少的辩论持续升温之际，美国医院协会在一家名为“Mike Allen’ Playbook”的华盛顿内情报告上每天打广告，向国会施压：不得减少给医院的开支，因为这将危及医院面向穷人的“393亿美元”的无偿救治，而这笔款额目前由医院通过慈善项目支撑。根据医院用来计算慈善救治成本的公式计算，这笔钱大约是它们2010年总收入的5%。
根据美国国税局的规定，非盈利机构可以赚的比花的多。他们只是不能够将利润额分给持股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有持股人。
那么，这些富有的非盈利机构们拿这么多利润怎么办呢？正如我们在你追我赶地用上涨的学费来建教学楼、增加课程的非盈利大学中所看到的一样，医院用这些钱改进和扩充设备（尽管美国的病床数量已经过多），购买更多器械，雇佣更多员工，提供更多服务，买下竞争对手，并因为管理的显著扩大而给高层加薪。与大学不同的是，在医疗保健领域，增长更具有可持续性。医疗保健甚至被看作是比高等教育更重要的必需品。与高等教育的另一不同点在于，在医疗保健领域，价格的透明度是很低的——即使有透明度，处于任何一个地区的医院所面临的竞争都要小得多。此外，医院一般是该社区最大的用人单位之一——甚至没有之一，因此当地不会有多少人抱怨其突飞猛涨的收入。
去年12月，当《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新闻，描述联邦政府削减赤字可能会威胁到医院经费，布朗克斯区（隶属于纽约市——观察者网注）的一家大型非盈利医院系统蒙特菲奥（Montefiore）医疗中心院长史蒂芬-萨耶尔抱怨说：“削减服务提供方的经费，就是削减受益者的利益……这不是’狼来了’。”
实际上，根据医院的最新公开税务返还来看，萨耶尔也许才是在上演狼来了的那一个——该医院2010里的营业利润是1.968亿美元。在25.86亿美元的收入中，有99.4%来自病人，0.6%来自基金募集活动和其它慈善捐赠。要知道，萨耶尔院长执掌的的企业规模是布朗克斯区最著名的企业——纽约扬基棒球队——的6倍之多。当然了，在不影响顾客服务的前提下，萨耶尔可以降降某些高管的巨额薪水：他自己的，406万5千美元；或者他的财政总监之一（324.3万美元）、副院长（222万美元）或牙科主任（179.8万美元）。
珍妮斯被斯坦福医院开出的账单震惊了。她无力支付，于是在网上找了一位当地女性，她是那些自称为“医药账单律师”的新兴产业中的一员。他们的职责是帮助人们阅读和理解他们的账单，并想方设法减少费用。“医院都知道账单只是个虚构而已，或者至少只是讨论开始的一个起点，所以你要跟他们讨价还价，”在自家办公室为珍妮斯的账单做交涉的卡塔琳·葛恩兹这样说。她以前是一家医院的收费部门的投诉协调员。
葛恩兹是“理赔专业助手联盟”的一员，该组织现在在全美有大约40名成员。另外一个叫做“美国医药账单律师”的组织大约有50名成员。每位律师一年为处理40到70起医疗费用纠纷的案子。这样每年总共约5千名患者接受这种咨询服务。而其背景，则是成百上千万有着相同烦恼的美国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年60%的个人破产申请表格与医疗费有关。
“我只要跟他们说，患者已经准备好付钱，但验一次血或X光检查300美元嫌贵，他们直接可以给我降价30%到50%。”葛恩兹说，“他们在医院里做验血和x光透视就像分发瓶装水一样，他们自己清楚这一点。”
在来来回回数个电话之后（葛恩兹按每小时0.97美元向珍妮斯收费），斯坦福医院将其账单减至一半。珍妮斯总账单由2.1万美元减至1.1万美元。大多数医生如出一辙。
但是救护车公司的底线则是，珍妮斯通过每月分期支付25美元的方式共缴纳995美元的乘坐费用。“救护车从来不接受讨价还价。”葛恩兹说。
斯坦福急救医疗服务中心的一位管理人员向珍妮斯征收了958美元的救护车上门接送费和每英里9.38美元的路费，表示“我们的价码都是由国家根据各地区的情况规定的”，并称公司是独立经营。这与趋于融合的潮流是相左，眼下，几家私募公司正在投资华尔街分析师们所说的“盈利率日渐高涨的行业”。总体来说，去年的救护车急救服务营业额超过120亿美元，这比好莱坞一年的票房总收入还要高10%。为一段4英里的救护车车程预支1000美元，或者理应只需15美元、却要价199.5美元的验血上享受50%的折扣，或半价支付可能毫无用处的7997.54美元的负荷测试，这些事例都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然而，葛恩兹说，“我不会逐条逐条地对待账单。我只是减掉一些费用。病人们通常被账单震惊了，不明白单子在说什么，在催债人催促得无路可走的情形下联系到我。因此他们充满感激。为什么要告诉他们还在付冤枉钱呢？那会让他们心痛的。”
摔一跤，9400美元
医药账单律师并不总是成功。让我们看看艾米莉娅·吉伯特：这位校车司机与康涅狄格州最受人尊敬的非盈利机构发生了争执，该医院从CT扫描的费用中大捞特捞，并且拒绝就其在定价表上的标价做任何让步。2008年6月一个夏夜，她在位于菲尔地的家中后院滑倒，脸着地。现年66岁的吉伯特现在每周仍在为那次医疗账单付款。当时她流了很多鼻血，因而被送到了桥港医院的急救室。
与纽黑文市的格林威治医院和圣拉斐尔医院一样，桥港医院医院现在由耶鲁大学纽黑文医疗系统所有，此系统骄傲地拥有各色簇新设备。尽管耶鲁大学和耶鲁纽黑文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耶鲁纽黑文医院是耶鲁医学院的授课医院，而包括耶鲁校长理查德列文在内的大学代表也是耶鲁大学纽黑文医疗系统董事会的成员。
“我在那里呆了大约六个小时，直到半夜，”吉伯特回忆道，“大部分时间都干等着。我大约见到了住院医师15分钟，不过我做了很多的化验。”
事实上，吉伯特就她的头部、胸部和脑部做了3个CT扫描。脑部扫描显示出她的鼻子有极细的裂纹。单单CT账单就要价6538美元。（如若有联邦医保，它将为这三个支付825美元。）一位医生就分析这些扫描提出收取261美元。
吉伯特做了一个和珍妮斯一样的肌钙蛋白验血——联邦医保的价格是13.94美元，珍妮斯在斯坦福医院则付了199.50美元。吉伯特只验了一次。桥港医院比斯坦福医院多收20%：她得支付239美元。
账单上还有一些联邦医保和任何保险公司都不会为之支付任何金额的项目：基本仪器、邦迪胶布、甚至静脉注射所用的针管。根据联邦医保法规和大多数保险合约条款，这些应该属于医院征收的设施费，吉伯特为急救室的费用交了 908美元。
吉伯特的总账单是9418美元。
“我们认为定价表是完全公正的，”耶鲁纽黑文健康系统掌管付费人关系的高级副总威廉·杰基说，“它的公正在于，所有人被征收一样的钱。甚至联邦医保也会得出和这个医院收到的账单完全一样的金额。当然了，我们针对联邦医保或者别的保险公司是否会免付、少付某些款项有不同的安排，但是每个人的起步金额是一样的。”当被问及定价表对肌钙蛋白验血这样的项目价格是如何计算的时，杰基说他“没有详尽的了解”但会想办法知道。之后，他回复说，“历来都是这个价格，将我们经营医院的全方位成本都考虑了进去。”
根据联邦政府的财报，2010年，桥港医院医院总收入4.2亿美元，盈利5200万美元。从中来看，刚刚离职的总裁拿了180万美元。其母体耶鲁纽黑文医疗系统的掌舵人年薪是250万美元，这比耶鲁大学校长列文的160万美元年薪要高58%。
“你真的不能比较这两个工作，”耶鲁纽黑文医院常务副院长说，“把医院去跟大学比较，就像比较苹果和橘子。运营一个医院系统要复杂得多。”实际上，由四家医院构成的医疗系统和耶鲁大学的预算差不多。列文要管理3900名员工，申请（并使用）数千万美元的政府研究资助，以及190亿美元的资产，更不要说接管14000名耶鲁医学院和其他学校学生的教育。当然，列文的工作要比耶鲁纽黑文医疗系统最小的单位——184个床位的格林威治医院——的CEO工作繁重得多，而后者的年薪比列文还高11.2万美元。
“当我拿到账单，我差点就直接回医院去了，”吉伯特回忆道，“我当时喘不过气来。”更令她震惊的是，她的雇主提供来自全美最领先的信诺公司（Cigna）的保险,而吉伯特得到的是一个主要为低薪者提供保险的叫做星桥公司（Starbridge，信诺旗下的子公司）。这将吉伯特归为了数百万个像西恩·瑞兹那样的美国人：拥有健康保险，然而事实上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保险项目。
星桥公司每次只给吉伯特报销2500美元，剩下的大约7000美元就由她自己想办法。康涅狄格州规定（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医补政策），吉伯特每月1800美元的收入对医补来说太高了。她还说，她向医院申请的财务帮助也被回绝。耶鲁大学附属纽黑文医院的盖奇坚称，吉伯特从来没有向院方申请过财务帮助，而吉伯特也确实没向我提供任何申请书。
2009年9月，一连串的催债电话催债无果后，医院将她告上了法庭。吉伯特找到医疗账单律师贝斯·摩根。摩根分析了账单上的收费项目，并将这些项目与保险公司愿意支付的折扣率加以对比。在前两次法院调解环节，桥港医院律师坚持要求全额付款，但是吉伯特和摩根不同意。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调解环节中，吉伯特获知，如果她可以立即付款的话，可以享受20%的折扣。但是她表示根据摩根的建议，欠账总额还是过高。“我们或许应该给更多折扣，”盖奇承认，“但是当时我们的律师只知道我们欠了多少钱，却不知道欠的这些钱是原价还是打折后的价格。”
2011年7月11日，法官判决，吉伯特支付的总额在原来欠款的基础上减去500美元。（减去的是基本医疗设备的费用）法官判决她每周还20美元，一共还6年。吉伯特觉得，定价单上的价格难以置信。
一天高达8.7万美元的门诊费
按理说，让病人在入院的同一天出院是减少开支的好办法。门诊病人不占用病房，也不需要昂贵的全天候观察和照料。这就是为什么上世纪90年代联邦医保按照医院的治疗项目付费，而不是根据病人在医院里待的时间长短。保险公司也敦促医院尽快让病人出院或不让他们在医院过夜。同时，非侵入性腹腔镜手术等技术的运用也有助于促进从住院病人到门诊病人的转变。
到2010年，病人的平均住院天数已明显下跌，而门诊量的增加则更为显著。不过，这并不是改革者所期望的，为了省钱，真正的原因恰恰相反。
专家预计，现在的门诊服务与很多隐性利润挂钩。麦肯锡的研究报告称，每年高达7500亿美元的超额医保费中，门诊中的各种费用占了三分之二。医生、实验室和诊所（包括提供CT扫描或化验血的诊断性诊所）都参与其中；即日手术和化疗等治疗项目也都包含在内。根据麦肯锡的调查，门诊急救的平均利润率是15%，而非急救门诊的利润率高达35%。另一方面，住院医疗的利润率仅为2%。说白了，住院医疗对非营利性医院来说，几乎就是不盈利的。而门诊医疗相当有利可图。
“一间手术室的费用是固定的，”一名议员经济学家解释道，“你每天多收治10%或20%的门诊病人，这会对收入产生直接影响。”
2011年，史蒂夫·H去奥克拉荷马市仁爱医院就诊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在他看来，自己的病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医院里治疗一下背痛的毛病。
史蒂夫是一位30多岁的蓝领，在当地一家零售店工作。他在2011年夏曾咨询过仁爱医院的专家，对方告诉他必须在他背部植入一个刺激器。好消息是，得益于先进技术，整个过程一天就能完成。（最新的联邦文件显示仁爱医院63%的手术是针对门诊病人的。）
史蒂夫的主任医生打算使用美敦力公司生产的“康速牌”（RestoreUltra）神经刺激器，该公司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市，年销售收入达160亿美元，当属世界上最大的医疗技术公司。美敦力公司官网承诺说，“康速牌神经刺激器通过定制疗法选择一个或多个传输引线，由其为脊髓提供神经刺激。”我没有能够采访到史蒂夫，但根据弗吉尼亚州塞勒姆市的一位医疗账单专家派特·帕勒姆说 （这位专家为斯蒂夫参保的保险公司提供咨询），史蒂夫当时并没有询问该神经刺激器会花费多少钱，因为保险公司会为他提供每年上限为6万美元的医疗保险计划，而当年的这笔钱斯蒂夫还没用多少，余额大约还有4.5万美元左右。帕勒姆说：“他大概想着，在慈爱医院待一天也花不了多少钱，难不成每天能花掉五万、十万？”
史蒂夫即将碰到在数百万美国人医疗保险单上的毫不起眼的脚注：保费的上限（有时候是按年计算、有时候是按人的一辈子计算），即在病人向保险公司索取的补偿费用上，有着一定的限制。在奥巴马医疗政策下，2013年后，绝大多数医疗保险里都不可以再含有上限。这也许会帮到像史蒂夫一样的人，但这也是在此医疗政策下保险费会飞涨的原因。
史蒂夫的医疗账单包括了当天他在慈爱医院接受手术所产生的一切常规费用及惯例的加价费用。其中一个项目为 “标记皮肤使用费”，收费3美元。这个项目其实就是用一支笔在史蒂夫的背上描出之后做手术将切割的部位，而这支笔大概是可循环利用的罢。除此之外，还有31美元的 “手术台皮带使用费”，即用宽而厚的皮带将史蒂夫固定在手术台上所产生的费用。在这一项的下方，还有32美元的 “毛毯取暖费”，即用毛毯垫在手术台上为患者保暖而产生的费用。当然，这条毛毯肯定是循环利用的。就算医院用了一条崭新的毛毯，在易趣购物网上才卖每条13美元而已。再往下4行，是39美元的 “外科医师工作服费”，即为患者主刀的外科医师在手术时所穿的工作服费。同样的工作服，在网上，180美元可以买30件。上述这些费用，无论是国家老年人医保体系还是任何大型的医疗保险公司都不会为参保人支付；这些费用统称为医疗设备使用费，仅此一项，史蒂夫这一次手术便花去了6289美元，但这些杂费实在毫无道理可言。
总计来说，史蒂夫为这些基本的医疗和外科手术用品所支付的账单为7882美元。除此之外，他还需支付1837美元的 “药品一般分类”费，其中的药品包括杆菌肽 （108美元）。但这已经是史蒂夫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好解决的了。
花费最大的项目是美敦力公司的神经刺激器，这也是慈爱医院从史蒂夫手术中获得的最大利润。该项目的花费是49237美元。
据另一家医院的首席财务官所说，美敦力公司神经刺激器的批发价格“约为1.9万美元”。而由于慈爱医院是一家主要的连锁医院，它购买该刺激器的价格还能降低5%至15%左右。假设慈爱医院购买一台神经刺激器花了1.9万美元，那么在将它卖给史蒂夫先生后，医院方面净赚了3万多美元，边际利润率高达150%。医院在为昂贵的可植入医疗器械定价时往往有一个共同点：即医院通常以购置该设备成本的2.5倍将其出售给患者，这使得医院的利润率保持在150%左右。
正如史蒂夫在接到他的医药费单时所发现的那样，仅仅因为神经刺激器，他的保险就已经超过了年度支付上限。他的账单总额是86,951美元。在他的保险支付了第一个4.5万美元后，他仍旧欠4万多美元，而这还不算医生开出的账单。（我没有看见史蒂夫的医生开出的账单。）
仁爱医院为天主教慈善修女会所有。根据美国国税局最新的免税慈善机构档案，它的使命是“通过改善健康状况，完成耶稣疗救终生的职责”。慈善修女会会员在中西部地区拥有31家连锁医院及300家诊所联号，并且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市有一家位于名叫柏林惠勒（Berlin-Wheeler Inc.）的医疗账单催债公司。俄克拉马州的诸多法院都有针对仁爱医院病人的诉讼，而原告正是柏林惠勒公司。据其最新的纳税申报单显示，截至2011年6月30日，慈善修女会会员连锁医院俄克拉马州分院财年收入为3.37亿美元。其中3400万美元为利润。那是在付给10名董事每人30多万美元后的数值，也包括给当地官员的78.4万美元以及给医院院长的43.8万美元。
这份报告不包括监督仁慈健康中心（Mercy Health）的官员。该中心隶属于俄克拉马州的仁爱医院。慈善修女会的全部连锁医院那年的总收入为42.8亿美元。位于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市（该市人口为16万人）的医院年收入为8.807亿美元，利润3.19亿美元。美国国税局记录了仁爱医院总公司董事的收入，包括与其相关的各非赢利性机构。据仁爱医院档案显示，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林恩·布里顿（Lynn Britton）收入为193万美元，执行副总裁迈拉·奥布琼（Myra Aubuchon）收入为370万美元。仁爱医院的七位董事人均收入是100多万美元。仁爱医院的税务档案还包括一份来自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审计结尾显示，该连锁提供的慈善医疗福利占其上一年收入的3.2%。不过，审计员指出，这一数值是基于所有账单的费用，而不是仁爱医院提供相应服务的实际支出，即价目表上的定价。假设仁爱医院的实际成本是价目表定价的1/10——也许更少——所有慈善医疗福利实际支出占仁爱医院1%年收入中的3/10，即42.8亿美元中的1300万美元。
仁爱医院的网站上列出了它的18人媒体团队。蕾切尔·赖特（Rachel Wright）是团队中的一员。我事先发给了她几个问题，包括关于赔偿以及仁爱医院针对柏林-惠勒及史蒂夫（为保护其隐私，我改掉了他的姓名以及去医院看病的日期）的催债行为，赖特告诉我说，无论是布里顿还是其他人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赖特说，医院的律师已经认定，讨论史蒂夫的账单将触犯《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关于保护病人医疗记录隐私的相关规定。于是我指出，只是想问关于医院对标准项目的收费问题，如手术服、基本血液测试、电热毯，甚至是一些医疗设备，不会涉及到单个病人的情况。“每一样东西都是病人特需的，”她回答道。甚至是一件手术服吗？“是的，甚至是一件手术服。我们不能和你谈论这个问题。这有违法律规定。”她也拒绝让我和医院律师讨论他们的法律分析。
躲在隐私法案背后以逃避关于手术服收费的问题是一种缓兵之计，但是仁慈健康中心也许有合法的理由不去谈他们以49237美元卖给史蒂夫的美敦力（Medtronic）的设备是花了多少钱买来的。制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惯常地将法律条款插入销售合同中，禁止医院泄露他们出了多少钱以及拿了多少折扣的消息。2012年1月，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的报告发现，“缺乏植入性医疗器械（IMD）的价格透明度以及医院支付出去的数额的变化，这产生的问题在于医院是否获取了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
缺乏价格透明度并非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发现的唯一的潜在市场失灵现象（potential market inefficiency）。“虽然医生们没有参与价格协商，但是他们经常对某些生产商和植入性医疗器械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美国政府责任办公室写道，“鉴于同一家医院的医生会有不同的偏好，对于医院来说，要想从特定生产商得到较大的折扣似乎有些困难。”
“医生们没有群体购买特定的一种可植入仪器的动机,”制定奥巴马医疗政策的白宫关键智囊、宾州医院副院长厄姆纳尔解释说，“就算是在最单纯的情形下，这也折杀了市场效率。”
情形不总是单纯的。2008年，健康和人类服务部门的助理调查官格雷戈里-丹斯克告诉议院委员会，“内科医生们通常从医学仪器公司那里通过股票、版税协议、咨询协议、研究费和伙伴关系得到丰厚的补助。
这位助理调查官随后透露了这些补助可以惊人到什么程度：“我们发现在2002年到2006年之间，控制了75%的臀部和膝盖艾伦市场的4家制造公司在大约6500份咨询协议下支付给了内科医生咨询员们超过8亿美元。
丹斯克指出，其它的医生将利益冲突延伸到了咨询费以外：“另外，内科医生持有医学仪器制造商和相关生意的股份似乎是医学仪器领域的新潮流……有时候，内科医生即使对生意没什么帮助也会获得丰厚的分红，虽然他们具备为公司拉生意的能力。”
2010年，美敦力公司和一家医药科技贸易组织的几个成员一起，开始将潜在的冲突透明化——它将支付给内科医生的所有薪金都公布到了网站的一个叫做“内科医生联盟”的板块。这项自发行为正好赶在奥巴马医改法案实施之前，后者对所有获得联邦医保或者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的医生（这基本包括了全美所有医生）作出了一项类似的薪水曝光规定。非盈利公益新闻组织ProPublica也整齐漂亮地将医生薪水数据在其网站上整理了出来。尽管冲突没有消除，它们至少被公布了——尽管是在网站上，而不是由医生按要求直接向病人公开。
这些矛盾会导致医生给病人开过量或偏贵的药，但这些不是这一市场的核心问题。更为根本的脱节在于，仁慈医院替史蒂夫付给美敦力公司的钱与医院的要价之间没什么关系。原因何在？因为他事先不知道价格。
另外，调查显示，在合理范围内，价格偏高或偏低不会对顾客的决定产生多少影响。和传统市场相比，顾客对医保报销范围内的费用价格敏感度较低，即使病人们罕见地事先知道了价格，情况也是如此。如果你病痛缠身或已生命垂危，你会因为治疗费用比预期的要高5%或20%而拒绝治疗吗？——当然，这是在你事先知道了预期价格的前提下，而事实上你是根本不知情的。
最近，关于病人对医疗设备提价有多敏感的问题出现了新的情况。奥巴马政府认识到器械制造商背后的巨大利润后，决定按设备销售额的2.39%进行征税。政府打算从这笔巨额利润中收回一部分，用于奥巴马医改的补助以及更大范围的保险花费——这部分保险费用有时将高于设备费用。但医疗器械产业迅速在华盛顿集结，力推撤销这项征税的法律。他们主要的观点是，2.39%的价格涨幅会减少销量，这将使该规模达1360亿美元的产业所提供的42.2万个岗位消失很大一部分。
这笔小小的税收可能带来的厄运与医疗保健市场消费者价格敏感度的大量研究结果相矛盾。它也忽略了麦肯锡的利润率数据。麦肯锡的数据证明，现如今，器械制造商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011年，麦肯锡针对医疗行业客户的一项调查显示，器械制造商们是迅速发展的医疗市场中的超级巨星。美敦力公司处于这一集团中游。在1990至2010年间，美敦力每年复合年度回报率达14.95%。也就是说，他们1990年投资的100美元在20年后升值为1622美元。因此，如果额外的2.39%的税收会给像美敦力这样的公司所在的医疗市场产生影响以致销售额下降的话，那么医疗行业为什么要抬高价格而把这种影响转向顾客呢？根据利润率来看，几乎没有这个必要。
美敦力公司发言人唐纳·马奎德说，公司不会讨论销售额或是在史蒂夫的神经刺激器上所获得的利润。但是，2012年10月的证监会季度文件（SEC filing）显示，其脊椎“产品和治疗”“仍然受到外科医生的普遍欢迎”，并且其成本是价格的24.9%。其中很有可能包括史蒂夫购买的器械。
对于一家生产实体产品的公司而言，75.1%是一个异乎寻常的高利润率。苹果公司也生产高端、高科技产品，但它的总利润率为40%。如果神经刺激器也有这样丰厚的利润，就意味着如果仁慈医院付1.9万美元给美敦力公司，该公司的成本是4500美元。不算上销售费用、经费和管理支出（包括首席执行官的薪资，2012年这一数值为2.5亿美元），美敦力公司的净利润约为14500美元。
来自仁慈医院的优惠
医疗账单专家帕特·帕慕尔曾给史蒂夫的保险公司提过建议。当她受理仁慈医院的账单时，她准备了合计约4000美元的收费列表，列出了她认为最过分的收费项目，如手术服、电热毯和记号笔。列表上只写了她认为很明显不允许的收费。“我没有对所有收费项目提出质疑。”她说，“因为那样会惹恼他们。”
医院很快就对这些项目作出了让步。对于剩下的8.3万美元，帕慕尔请求打六折。联合保险（The Union）这样的小公司在仁慈医院所能享受的折扣范围内。这样，账单上将剩下5万美元，保险公司承担其中的80%，约4万美元。
于是乎，史蒂夫的账单上剩下1万美元。
西恩·瑞兹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账单不仅有昂贵的利妥昔单抗（Rituxan），而且还有一系列常见的收费项目，如泰诺、验血和普通物品。其中有一项是我在其他账单上没有发现的：安德森癌症中心的每一片酒精消毒片要价7美元。这只是一小块方方正正的酒精棉。在网上，一盒100片装的酒精棉卖1.91美元。
我们看到，多数医院高管捍卫这种开价行为，他们总是说会跟病人协商价格。但是病人通常不知道他们入院后还要议价。当然，医院也不会让他们知道。不管怎样，由于雷基一家的保险不够，他们要全额支付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账单。对公开滥收费（小到可以收一小方酒精棉的钱）的现象，院方发言人潘恩唯一的辩解是：“很难比较一家零售商店出售的普通商品和癌症中心提供的高度专业且有针对性的护理之间的价格。”她在一封邮件中写道。同时，医院还对这一“专业且有针对性的护理”收取每天1791美元的病房费。
先不说安德森癌症中心给瑞兹的利妥昔单抗开价13702美元，位于供应链顶端的医药公司利润也同样可观。利妥昔单抗是百健艾迪（Biogen Idec）的主打产品。百健艾迪每年的销售额有55亿美元。其首席执行官2011年薪酬11331441美元，比他2010年的收入高出20%。利妥昔单抗是百健艾迪和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合作生产销售的药物。基因泰克总部位于南旧金山，是生物科技行业的先行者。基因泰克在其官网上吹嘘利妥昔单抗，跟罗氏制药公司在年报中的做法如出一辙，后者以450亿美元收购了基因泰克公司。去年九月的投资者大会上，罗氏制药公司首席执行官斯万强调说，罗氏能够保持高价格和利润是因为它注重“与众不同的疗法”。利妥昔单抗这一神奇抗癌药物无疑达到了这一要求。
百健艾迪发言人称不能透露公司在制药上的成本。不过根据其最新的年度报告，百健艾迪的销售成本，即生产和运输之外所需的额外费用，仅占售价的10%。这一费用比大部分软件公司所耗费的销售成本要低，并且软件公司通常不会生产任何实体产品或是需要运输的产品。
这就意味着，百健艾迪及基因泰克只花了300美元来制造、测试、包装利妥昔单抗，然后花了3000至3500美元把药运输到安德森癌症中心，最后医院以13702美元的价格卖给瑞兹。
2013年伊始，由于付不起进一步治疗的费用，雷基回到了俄亥俄州接受治疗。至于13702美元一剂的利妥昔单抗，俄亥俄州的医生告诉他，基因泰克有一个慈善项目可以让他免费得到治疗。“安德森癌症中心从来没有透露过一丁点关于基因泰克项目的事情。”斯达芙妮·瑞兹说，“他们做的就是在我们面前把钱拿走。”
基因泰克发言人夏洛特·阿诺德不会透露，在过去几年里，有多少人像瑞兹一样，买了本可以免费的利妥昔单抗。她只说，1985年以来，基因泰克已经“向美国未投保险的患者捐赠了28.5亿美元免费药物”。这看起来很多，但如果把数据分解后就并非如此了。阿诺德说，这28.5亿美元是基于制药商给出的价格，而不是基因泰克的生产成本。根据基因泰克1985年以来的历年成本和收入，这些捐赠只占基因泰克不到1%的销售额。这并不像斯万在投资者大会上说的那样可观。
尽管如此，基因泰克给瑞兹的资金支持比安德森多。瑞兹的妻子反映说，他“状态不错，病痛正在减轻。”
安德森癌症中心发言人佩纳强调说，医院在用自己的钱给病人提供经济补助，但是州议会限制了对德州居民的这种帮助。同时她还说，安德森“尽一切努力”让病人知道医药公司的慈善项目。2012年，2.4万名住院病人和门诊病人中，有50名受到慷慨资助得以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其中还有一名不是来自德州。
重症又要付多少钱呢？
当医疗关系到生死存亡时，医保消耗的钱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量级。账单多得让人看都看不完，更别说付钱了。
患者史蒂夫2011年1月诊断出肺癌，他的妻子爱丽丝就知道，他们只是在花钱买时间。关键是，时间到底值多少钱？
爱丽丝在家经营一所儿童护理中心，每年赚4万美元左右。她解释说：“（史蒂夫）一直在说，不管怎样，多活一秒是一秒。而我要考虑开销，还有我和女儿将要面临的债务。”2011年11月，他在北卡罗来纳的家中去世时，共活了11个月，而爱丽丝的账单共计902452美元。
史蒂夫从加州达利城的塞顿医疗中心（Seton Medical Center）回家后，他们家的第一张账单就来了。34.8万美元的账单上满是常见的坑人项目：88片装糖尿病测试条每盒18美元，而在亚马逊上则是27.85美元/50盒；19粒装盐酸每盒24美元，而药店每件5分。还有四盒消毒纱布片，每盒77美元。以上没有一件是算在已经提供的服务中的。塞顿两天的护理为每天13225美元，重症护理12天（每天7315美元），还有一天在普通病房（15天的总费用为120116美元）。另外，还有CT扫描20886美元，化验24251美元。
我问爱丽丝关于漫天要价的问题，例如在清单中列有糖尿病测试条或是纱布片等。就像笑话中的林肯夫人被问及觉得演出如何那样，爱丽丝回应说：“你在开玩笑吗？”“我在处理我丈夫的事情，他被诊断出肺癌四期。我只关心这个……你以为我会一项一项地看吗？我只看了总额。”
史蒂夫和爱丽丝不知道医院把给人们开账单当成是公开拍卖活动。因为没有一张医疗账单上会写：“你最高出价是多少。”这对夫妇只知道账单上的价格达到了联合健康保险政策规定的5万美元的最高值——史蒂夫上一年在一所社区大学工作时买了这份保险。“我们震惊了。”爱丽丝回想道，“我们看着总数却没有办法应对。于是我们就把所有的账单放进一个盒子。我们没法儿看着它们。”
联合健康保险付给塞顿医疗中心的5万美元可以抵扣8万美元的欠款，因为保险公司承担的费用会按它与塞顿商定的折扣来算。付完8万美元后，史蒂夫和爱丽丝就要靠自己了，他们不会再有任何优惠。在她丈夫就诊后的四个月，一个偶然的机会，爱丽丝知道了加州门洛帕克市的账单律师帕特西·斯通，她的客户一般都是遭遇保险索赔问题的中产阶级。斯通看到爱丽丝要支付的高额账单，为史蒂夫和爱丽丝感到难过。爱丽丝说：“她花了很多时间帮助我们，都是免费的。”而平时，斯通的咨询费是100美元/次。很快，斯通就说服塞顿减掉34.8万美元中的29.7万美元。她的理由很简单：史蒂夫家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可能支付这笔费用，或许他们运气好能凑够3000美元。
联合健康保险支付了5万美元，他们自己付了3000美元，减掉29.7万美元就等于打了1.5折。据最新财报，塞顿有很多这样的折扣和减免，其最终收入只有账单开的18%。这是平均82%的折扣率，而其他医院的平均折扣率为65%（除了安德森癌症中心和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收到了50%的账单数额外）。塞顿的优惠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它是我查到的唯一一家有少量运营亏损的医院——塞顿去年的财务报告显示，它有500万美元运营亏损。
当然，如果史蒂夫家没有遇到斯通，那些费解又骇人的账单将会在盒子里垒成堆。妇女慈善医疗系统首席执行官罗伯特·伊塞拥有并管理塞顿。他通过一封公关助理的邮件拒绝评论任何关于他的医院的账单或是收费政策。他多次被要求对24美元的烟酸片、18美元的糖尿病检测条和77美元的纱布片做具体回应，他均表示拒绝。
我在邮件中紧接着问他，医院明知道病人无法按时支付钱款，但仍寄给他们那些不可能完成的账单——在特殊的敏感时期，医院是否会感到担忧？对此，他也拒绝回答。
史蒂夫在塞顿接受第一次治疗后，各种账单接踵而来。他也可以购买加州政府成立的高风险保险公司的保险来处理这些账单。这样会有用，但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每月1000美元的保费对于一个月收入约为35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个重担。并且它限定每年支出额度为7.5万美元，而史蒂芬家会在差不多两个月内花掉那些钱。
账单还在累积。史蒂夫是红杉医院的住院病人，继塞顿后，他在一月底到十一月期间也是红杉医院的门诊病人。红杉医院给了史蒂夫28张账单，所有的价格都是开价者定价，包括9.9万美元、6.1万美元以及2.9万美元的发票。门诊病人化疗诊所要求支付8.5万美元。一家外部实验室要11900美元。
斯通把这些账单和其他账单一起制成了一张详尽的账簿，记录了美国重大疾病创造的GDP。七月，斯通发现史蒂夫和爱丽丝应该有资格申请联邦医疗补助。但悖论是，医疗补助是联邦和州政府的联合项目，旨在帮助那些同时享受联邦医保的穷人。虽然现在全美大部分争论的焦点在医疗保险上，但是若加上医疗补助的子项目“儿童健康保险”，医疗补助覆盖到的群体事实上更大，达到5.62亿人，而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则为5.02亿人。
史蒂夫和爱丽丝发现，联邦医疗补助的限制也小一些。大部分政客和媒体都没有像关注医疗保险一样关注医疗补助，也许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其补助对象是贫困人口。这两项方案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医疗保险方案的规定在全美国都是一样的，而医疗补助则是主要由州政府规定，因为州承担了大部分资金。根据斯通的消息，史蒂夫和爱丽丝很快就会满足规定。在获得医疗补助前，史蒂夫家每个月要付3000美元的医疗账单，而这是爱丽丝每个月税后工资一大部分。
这些掉堆积如山的账单中，医疗补助将帮他们支付前五个月的账单，即到二月份。不过他们必须先凑够1.5万美元。“我们离这个数差得远了。”爱丽丝回忆道。
于是，斯通说服红杉医院，如果医院同意他们用联邦医补的钱来支付账单（尽管医补会享受较大优惠），那么它应该为史蒂夫提供1.5万美元的“信贷”——也就是说，先不收这笔钱。对于大部分的账单，红杉医院同意这么做。很明显，这是史蒂夫夫妇永远都不可能自己去掌控的一种策略。处理掉了红杉医院的大部分债务，这对他们而言是巨大的解脱，但在2011年秋史蒂夫去世之前，他们仍有数万美元的账要付。同时，他们还源源不断地收到账单。“我们开始讨论化疗的费用。”爱丽丝说。“这最终导致了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她说，“医生告诉我们，安排好的下一次化疗能让他多活一个月，不过会很痛苦。于是他放弃了。”
史蒂夫逝世一周年之际，也就是去年年底，斯通已经和他的医生、诊所以及其他供应商定下了很多协议，这部分是医疗补助没有触及的。其中一部分较为慷慨，比如塞顿。在史蒂夫弥留之际，塞顿的家庭保健护工免费为其进行护理，包括感恩节的周末。“他（斯通）是一个无私的人，”爱丽丝说，“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得到认可，因此他没有问我们要钱。”
另一些人则比较顽固，包括一些医生。他们坚持要求全额付款，或是给出最低限度的优惠。此外还有一些则早就把账单卖给了专业收债人。爱丽丝和斯通仍在希望医疗补助能够帮助他们处理掉其中一部分或是大部分债务。
2012年结束了。爱丽丝自己支出了约3万美元（包括给塞顿的3000美元），另外还有14.2万美元的债——这是她在最低谷的时候被迫打扑克碰到了最差的牌欠下的。她仍不断收到讨债者们的信件和电话。“每时每刻我都在想那14.2万美元。这笔钱就悬在我心头。”爱丽丝在十二月时说。
她说，通过这件事她得到的一条教训就是：“我永远也不会再婚。我不能冒这个险。”
二月初，爱丽丝告诉《时代》周刊，她卖掉了她丈夫俄克拉荷马的一个小农场，并且从医疗补助和一笔小额人寿保险中得到一些钱，最近还掉了大部分债务。
132303美元：化验“提款机”
2012年初，50多岁的丽贝卡和斯科特夫妇在达拉斯过起了舒适的半退休生活。斯科特成功地卖掉了他的小型制造业公司，然后为其他公司做兼职咨询。丽贝卡在经营一家小型销售公司。3月4日晚饭期间，斯科特开始感到呼吸困难。丽贝卡火速将他送到德州大学西南医疗中心急诊室。丽贝卡回忆说，夫妇俩当时都以为斯科特要死了。
那时候丽贝卡不会想到如果斯科特活了下来，那些账单将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更不会担心每日例行化验产生的大量费用。斯科特在医院待了32天，肺炎终于得到控制。丽贝卡回忆道：“在第四还是第五天，我在医院里坐着觉得无聊，于是下楼去营业厅，想查一下保险的情况。”她说她记得保险“有些限制条款”。
“就算是那时候，账单已经超过了8万美元。”她回想着，“我简直不敢相信。”
营业厅里的女子不露声色地告诉了丽贝卡更多坏消息：她在安舒龙健康保险公司的保险政策每年的支出限额为20万美元。由于之前健康保险公司已经帮他们付过一些赔偿金，所以斯科特夫妇很快就会超出这个限额。在西南医疗中心每天的食宿为2293美元，而且这还没有算上其他所有实际费用。
斯科特出院时，他那161页的账单共计474064美元。院方告诉斯科特和丽贝卡，在他们的保险金抵扣掉之后，还剩下402955美元。收费最高的部分是斯科特的住院费，为73376美元；“呼吸费”为94799美元，大部分是给斯科特输氧，检查他的呼吸，以及每天多次督促他进行吸氧疗法，每次134美元，联邦医保将为这部分支付17.94美元；“特殊药物”108663美元，主要是非特殊药物，如“9%氯化钠”。这是一种标准盐水溶液，西南医疗中心估计是给斯科特进行静脉注射以保持他体内的水和盐含量。（这种溶液也用于浸润隐形眼镜镜片。）你可以在网上花5.16美元买到一升这样的溶液（为方便静脉注射，袋装生产）。斯科特则要花84到134美元买成打成打的盐水溶液。
还有132303美元的“实验室”费用，包括数百次验血、验尿，每次价格30至333美元不等。对于这部分，联邦医保要么分毫不付，因为它是病房费用的一部分，要么付7%到30%。医院发言人罗素莱恩称，没有人可以讨论定价操作，无论是德州西南医疗中心年薪124.4万美元的院长达尼尔帕多斯基，还是任何其他行政管理人员。“法律不允许我们讨论如何开账单。”他解释道。
通过朋友的朋友，丽贝卡找到了派特西-帕慕尔。她是弗吉尼亚赛伦市的那位账单律师，帮助过俄克拉荷马的史蒂夫应对账单问题。帕慕尔的医疗康复服务是蓝十字蓝盾协会的赔偿金处理公司，她的两个成年女儿也在里面工作。她的一个女儿在一场意外后被送到了急诊室，随后帕慕尔被当地医院的账单震惊了，于是她入了这一行。她说，那份账单包括了诸如检查灯上的灯罩。她开始把帮朋友们看账单作为一种爱好，随后决定开这家公司。
帕慕尔至多只能让德州西南医疗中心提供信贷，不过这对夫妇还将欠31.3万美元。帕慕尔在一份详细的申诉中说，仍有总计11.3万美元的超额收费。这些超额并不是因为价格太高，而是因为她选出来的那些项目根本不应该被收费，包括5890美元的盐水溶液，还有65600美元的氧气。她主张这些应该包括在医院食宿费中，而不应该进行二次收费。
根据我从医药账单律师那儿得到的消息，帕慕尔的论述引起了强烈反响。事实上，她断言，斯科特在重症监护室中一些项目的收费达到了三次重复收费的程度。“首先，他们索要每天2000多美元的重症监护室费用，因为这是一间重症监护室，里面具备所有的特殊设备和医务人员。”她说。“其次，重症监护室中输血或输氧的一些工具需要支付1000美元……另外，还有50或100美元是每件工具、绷带或是任何配套部件。那是三次收费。”
这对夫妇仍在努力，但是医院坚称斯科特欠下了31.3万美元的账。那还不包括丽贝卡所说的几千美元的医生费用，以及斯科特复发后去第二家医院的7万美元。医院目前唯一的让步仅仅是减掉账单中的20万美元，前提是斯科特家能迅速支付账单，或是在24个月内分期支付31.3万美元的全部金额。“我怎么可能现在就签下一张20万美元的支票呢？”丽贝卡说，“我有整盒整盒从催债人那儿收到的通知……我们无法申请慈善援助，因为我们有资产，不能算作穷人。”她补充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已经安定了，但现在我们处在危机边缘。”
那不是保险
“人们常常会以为他们有很好的保险，尤其是富裕阶层，直到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帕慕尔说。“我的大部分客户是有保险的中产或中上层人士。”
斯科特和丽贝卡是从安舒龙保险公司买的保险。安舒龙保险公司卖健康保险给小公司，并且只能给他们的员工或是个人支付掉十分有限的一部分资金，而这些人往往无法从雇主那儿拿到保险，也不能申请医疗保障或医疗补助。安舒龙也向雷基一家卖了保险，但该公司只帮肖恩·雷基支付了每天2千美元给安德森癌症中心。
虽然安舒龙的市场资料和政策文件中详细说明了其支付范围的严格限定，但对它的顾客而言，似乎上百美元一月的健康保险诉求远比理解这些细节要引人注目。“的确，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限制。”丽贝卡说，“但当你看到这些限制埋没在上千美元中时，那些就可以接受了。直到你摊上事儿，才会注意到。”
上百万种保险方案限定了年支出额度。不过雇主买的更为普遍是限额为50万或75万美元的保险。一旦遇到致命疾病，这笔钱很快就会消耗一空。因此，奥巴马医疗改革禁止了理赔金限额，并且到2014年，全面废止年支出限额。这样将保护像斯科特和丽贝卡这样的人，但也会因为保险公司在没有边界限定的情况下承受更大的风险，使个人的保险费用升高。
但是奥巴马医疗改革基本上没有帮重压之下的斯科特和丽贝卡减轻费用。例如，斯科特花了13.2万美元做的验血、验尿等常规化验，相当于日均费用超过4千美元。如此惊人的无底洞难以填补。我估算，2013年，美国将有700亿美元用于做70亿次测试。也就是说，每人将进行16次测试，每次223美元。通过控制订购量或价格，可以很轻易地从这笔账中减少250亿美元。在这些超量订购的案例中，有很多是像斯科特这样要求延长住院时间的病人。他们的这种常规测试成为了医院每天的提款机。
“当你接受医学训练时，”一位参与制定奥巴马医疗改革健康保健政策的医生说，“他们会叫你做‘晨检’。你每天会有各种各样的血液测试和其他测试要做，这并非因为它们是必需的，而是为了和其他医生说话时有谈资。这就像你采集消息的方式……我敢肯定，60%的测试是没有必要的。”
奎斯特诊断公司（Quest Diagnostics）是美国最大的诊断器械公司。据报道，该公司2012年总收入为74亿美元。2012年营业收入为12亿美元，约为销售额的16.2%。
但那只是我们看到的医疗市场其他领域巨大利润的冰山一角。原因在于，像奎斯特这样的公司会从医生和诊所那儿采集样本，然后把测试结果反馈给他们，而这并非利润的大头所在。
真正的利润来自于没有中间人插手的自家实验室，比如收取了斯科特和丽贝卡13.2万美元的西南医疗中心的化验室。室内实验室占所有测试收入的60%。这是医院的主要收入来源。实验室也逐渐得到医生扶持，他们与同一领域的医生一起行动，为实验室和诊所提供资金。
这些实验室使实验收入迅速增加。同时，他们得到的份额也在不断增多。这些医院自己经营的实验室没什么销售成本，并且正如定价调查反复证明的那样，它们索价可以更高，因为医院或是合伙诊所有着诱人的顾客基数。
病人们做化验也有好处，因此他们也有医院去做更多的检验。《华尔街日报》去年四月报道称，医学杂志《健康事务》的一项研究发现，泌尿科医生以及他们的实验室“发现他们的前列腺活组织样本中的癌症病例比其他实验室寄来的要少，因此要求联邦医疗保障项目出资赞助他们分析还有72%的前列腺活组织样本”。
其实，在医院内部检测的做法及其带来的甜头正促使医生们联合组成实验小组。正如布朗克斯区某泌尿科医师说的，“拥有自己实验室的经济意义太诱人了。”更重要的是，医院和实验小组日益疏远。很多时候医院甚至要与他们签署同行间禁止竞争的协议，要求他们把患者送到伙伴医院。一些医院直接购买医生的研究。麦肯锡的调查显示，2012年，54%的医生的研究结果归医院所有，比10年前增长了22%。这是医院增加跟保险公司讨价还价的筹码的第一步。一项昂贵的副产品就是它使测试工作都在医院高盈利的实验室内完成。
当纳税人为实验室买单
无论是吉伯特设法还清价值近9418美元的“一跤”还是爱丽丝·D因为他丈夫治疗癌症欠下了14.2万美元债务发誓永远不再结婚，我们都可以看到，医疗市场未达到预期效果，受伤害的就是买单的个人。
当纳税人为实验室买单后，市场的情形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2011年7月，一为88岁的老人在他费城外的家里突发心脏病，我们暂且管他叫“艾伦·A”。他在马尔顿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躺了两个礼拜，最终活了下来。
马尔顿医院是四家连锁医院中的一家。根据该医院2010年的记录， CEO的年薪是307.3万美元，其他两位高管的年薪分别140万美元和170万美元。而它2010年的收入为6.337亿美元，营业利润为9100万美元。后来艾伦还在附近的一家疗养中心住了三个星期。
联邦医保迅速解决了这两家医院268227美元的账单，只支付了43320美元。而艾伦·A除了支付100块的杂项开支，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是因为住院护理费用100%由医保报销。
据艾伦说，马诺疗养中心（ManorCare）给他提供了“良好的的护理”，他住在一间“还不错，但不够豪华的病房”，住院3周的费用由医保报销了11982美元，平均每天物理治疗、检查等费用为571美元。非紧急情况下，医院可以不接收有医保的患者，且拒绝提供优惠，但是马诺疗养中心还是接收了他。事实上，该院欢迎这些患者，还鼓励医生们优先照顾他们。
医疗保健提供方可能会不满医保项目的收费表，但是医保项目付的钱想必给马诺中心带来了利润。该医院是蓝筹私募公司——凯雷投资集团——的投资项目之一。
大约10年前，时年78岁的艾伦在斯隆凯特林医院被诊断患有非何杰金氏淋巴瘤。医生告诉艾伦，他愿意对艾伦实施新的化疗方案。但医生警告称，他还从来没有在艾伦这个年龄的人身上用过这种疗法。
治疗起作用了。10年后，艾伦依然处于恢复期。他现在每隔6周就去一次斯隆凯特林医院复查，主治医生会给他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用来提升他的免疫系统。
2011年夏天，艾伦每次复查的费用基本是在7346美元左右，其中包括430美元的医生会诊费。
那几年共复查了8次（只有4次有医生会诊），每年维持艾伦的开销一共是57408美元。而他自己掏腰包付的钱不过是一个零头：平均每次7346美元中，他只需支付50美元。
某种程度上来说，斯隆凯特林医院对艾伦的治疗代表了美国医疗市场的最好服务。首先，很明显，当别的医生都放弃治疗时，他依然活着。其次，作为一名普通的退休药剂师，艾伦享受了富人才能享受到的服务，因为他选择了正确的保险。
医疗保险是这些保险的核心。包括艾伦在内，90%的拥有医保的人都能享受补充保险政策，该政策可以报销20%的就医和门诊费中的90%，而这些费用是不包含在联邦医保中的。
下面就以他2011年夏的账单为例，计算一下这些保险是如何为他节约开支的。
不算医生的340块的会诊费，斯隆凯特林的人免疫球蛋白费用共计7006美元。
加上几百块钱的各种杂项，斯隆凯特琳两项基本收费是一次5小时、每小时414美元的护士给药费，还有4615美元的人免疫球蛋白。
据艾伦介绍，护士一般一次照顾3到4位病人，也就是说每名护士每小时的护理费就高达1200美元之多。当我就每小时414元的收费向医院的财务规划经理保罗·尼尔森咨询时，他解释称其中的15%是管理费和间接费用，20%是利润，用来支付医保或医补病人的折扣，还有65%是直接而费用。但即使只算直接费用，依然假定护士只同时照看3位病人，护理费依然要800美元（1200美元的65%）。
不管斯隆卡特琳医院是怎么计算的，包括艾伦等享有医保的病人根本不用为此掏一分钱，而他们占了该医院病人总数的1/3。这一基于成本的定价公式使除药物外的各项收费达302美元，包括护士每小时的护理费和杂项。医保报销其中的80%，每项报销241美元，剩下的由艾伦和他的保险公司共同支付60美元，艾伦付6美元，他的保险公司安泰保险付54美元。
总而言之，斯隆卡特琳医院价值2400美元的定价表费用由联邦医保支付302美元，艾伦只要花6美元。
抗癌药物利益链
正是这张药费单让美国医药产业展现出了不同的一面，即使医保报销也无济于事。我们看到，即使有保险公司的超低折扣率加上医保更低的折扣率，定价表从食宿到泰诺（退烧药）到CT扫描的费用，也足以让医院的花费成为美国7500亿美元的医保费年年超支的主要原因。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药费为什么会成为美国医保费超支的罪魁祸首。
根据国会制定的法律，联邦医保支付给医院的价格必须比药品的所谓“平均售价”高6%以上，平均价格想必就是制药商卖给医院和诊所的药品的均价。但国会并不控制制药商的定价权，制药商可以自由地设定价格。这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中看似公平，但是当某种药物是绝无仅有的救命血清时，结果就一点都不公平了。
均价再加上6%的额外补贴，联邦医保把斯隆凯特琳医院对艾伦开出的4615元的人免疫球蛋白药费单减少到了2123元。制药商对医保机构说，所谓的均价上要加价6%就是这么回事。医保依然要承担其中的80%，而艾伦和他的保险公司共同承担剩下的20%，艾伦出10%，保险公司出90%。这样艾伦的花费是42.5元。
在实践中，平均价格并不是真正的平均。我问到的另外两家医院称，拿到医药公司的部分退款后，相同剂量的人免疫球蛋白他们平均只收1650美元。而且两家医院在抗癌市场的份额都无法与斯隆凯特琳相提并论。斯隆凯特琳的一位医生猜测，这种药的实际价格为1400美元。“制药公司给医院部分退款，这样医院就能赚的更多，就会促使医院更多地使用这种药，”该医生解释道。（医保机构的发言人只会说平均价格是基于“制药商给医保中心的价格数据且该价格包含了部分退款。”）
斯隆凯特琳医院的财务规划经理尼尔森称他的医院为艾伦支付的人免疫球蛋白的价格“略微高于”1400美元，但他并没有具体讲高多少，只是说“价格和收费的差价就是用来维持药房运营的费用——包括管理费——还有加成。”即使假设该医院的人免疫球蛋白的实际价格“多少高于”1400元，医院也能从医保2123元的报销金额中赚取大约50%的利润。因此可以说，医保为医院利润贡献了很大一块，而且当医院买药时，医药公司也跟着大赚一笔。
人免疫球蛋白的利润率
处于人免疫球蛋白供应链起点的西班牙制药公司做得比斯隆凯特琳还好。
人免疫球蛋白由人类血浆制造，可以改善免疫系统。斯隆凯特琳从美国百特国际或者是位于巴塞罗那的基立福公司（Grifols）购买该药。艾伦用的药便是来自基立福公司。
基立福公司在2012年上半年的股东财报中提及人免疫球蛋白血浆血清以及其包装业务，“北卡罗来纳州克莱顿生产”，说明书上这样写道。财报称，基立福公司的全球销量增加了15.2%，达162亿美元。在美国和加拿大，销量大增20.5%。“销售增长来自……主要的血清制品”在报告中被标出，因为“每升血清的成本下降了”。（基立福在全美运营着150家献血中心，它给每个献血者的报酬是25美元。）
基立福发言人克里斯托弗·希利不会透露艾伦使用的药物的造价和运费，但他说过公司生产的包括人免疫球蛋白在内的生物药品的成本约为售价的55%。然而， 一位熟悉抗癌药物行业的医生称，人免疫球蛋白的利润率一般较高。他估计艾伦使用的人免疫球蛋白制剂——斯隆卡特琳以1400或1500美元的价格从基立福购买并以2135美元卖给医保中心的药品——“收集、生产、测试和运输的总费用加起来不会超过200美元或300美元。”
基立福在美国的销售利润比其他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这是因为它在美国定的售价要高得多。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意识到，很多制药公司尤其是生产独特救生药物的公司拥有很大的话语权，于是就对制药公司的定价进行监管，将它们的利润率限制在某一水平。其实，制药公司的市场公报不断警告投资者，越来越严格的价格管控可能会威胁其高额利润。不过，美国市场不在担心之列。
美国的监管环境跟外国相差太大。麦肯锡咨询公司的研究人员报告称，美国处方药的整体价格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同类药品高50%”。尽管受到限制，但是药物利润率依然很高，足以促使基立福、百特公司大力将产品销往这些国家。比如，基立福公司37%的销售收入来自北美之外的国家。
美国今年花在处方药上的费用高达2800多亿美元。而同样的药品别国则要便宜940亿美元。制药行业的解释是，美国会承担额外药物研发费用。姑且不问一个处于医疗开支危机中的国家是否会补贴别国，更不要问谁能代表美国人批准这项工作，单是算算公司的账本就会发现矛盾之处。
根据大制药公司的上市公告，研发费用一般占净营收的15%-20%。其实，基立福公司在2012年前3季度仅仅投入净收入的5%用于研发。5%或20%的研发费用都不会对这些公司净利润的基础产生多大影响。因为净利润不是毛利润，它是扣除研发投入后的利润。基利福的净营业利润增长达32.3%，这是扣除了研发、销售、管理等费用后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把公司所有的研发、包括代价不菲的药物研发费用计算在内，基利福的盈利状况也相当健康。所有这些数据都说明了一件事：像别国那样对药物价格实施管制会节省数百亿美元，同时制药公司依然会有客观的利润空间，其研发新药的积极性不会受损。
医保的手铐
美国的法律不仅阻挠政府限制药物价格，还规定最大的买家（即联邦医保）不能议价。这是国会送给制药公司的永久大礼（国会还接受了他们的理由，即不受限制的药价和利润是研发风险的必要保障）。国会曾多次禁止美国健康与社会服务部下属的医疗保障和医疗补助中心与制药商协商药品价格。联邦医保只要确定平均售价，再加6%的补贴。
与此类似，国会2003年通过医疗保障法案D部分，老年人将享受处方药的报销，而联邦医保不允许议价。
医保机构机构同样无权决定哪种药是浪费钱。业内人士所谓的疗效比较的争论，几乎在2009年将整个奥巴马医改法案推翻。
当时支持疗效比较的医生等医疗系统的改革者们仅仅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点：假设经过大量的研究，售价300美元的抗癌药物A与售价300美元的药物B的疗效相当甚至更好，难道付款的一方，即联邦医保不能排除B而选择A吗？但国会2003年通过的一项法案说：不行。该法案（依然要在均价基础上加6%）要求联邦医保为患者报销任何一种抗癌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费用。绝大多数州对保险公司也有同样要求。
斯隆卡特琳医院的流行病学医生彼得·巴赫是数家医疗政策机构的顾问。巴赫2009年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上撰文指出，医保开销的大头——抗癌药的费用——从1997年的30亿美元猛增至2004年的110亿美元。巴赫称该开支还在迅速增加，现在恐怕已经超过了200亿美元。
面对不断膨胀的账单，巴赫等政策专家们致力于推动奥巴马医改法案，设立以服务患者为宗旨的医疗效果研究所。通过细致的研究，医生不仅能够确定药物、还能确定CT扫描之类检查的比较效果。
然而，当详细的研究和审查过程都写进医改草案条款中后，国会却横加干预，并增加了8条限制性条款。第一条规定便是：研究结果“不能作为实践指导、承保范围、支付或政策建议的参考。”
有了这二十几个字，巴赫和他同事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医保的巨额开销依然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医疗机构看到这项调查之后会说，啊，这种药效果更好，价格一样，甚至更便宜，”斯隆卡特琳医院的首席运营官葛恩说，“但是他们什么都不能做。”
很多被扼杀在摇篮里的条款，包括向提供临终关怀的医生付费（安乐死除外），奥巴马的疗效比较让反对派大呼该条款制造出了“死亡小组”。批评者们怒斥，华盛顿那些当官的无权决定那种药适合哪类病人，或者哪些病人有权活下来。
反对声音最大的就是纽约州前副州长贝特西·麦考伊。麦考伊是卫生政策改革的保守派，她现在掌管着“减少感染死亡委员会”基金。她还激烈反对疗效比较。“医学期刊上到处都是疗效比较研究，这当然没问题，”她说。“但这种研究应当作为医生做决定时的参考，而非奥巴马之流替医生做决定时的参考。”
政策专家巴赫医生对飙升的药费非常失望，最近他和同事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刊文称，决定停用大肠癌药物阿柏西普（Zaltrap），这种药月均花费是11063美元。他们称，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一种叫做阿瓦斯丁（Avastin）的药物具有同等疗效，但每月只需5000美元。他们表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典型的抗癌药，10年前刚上市的售价约4500美元（按2012年价格计算）；到了2010年，其平均价格就涨到了一万美元。两种这样的抗癌药每月要花掉3.5万美元。而药费负担越来越多的被转嫁到患者身上——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