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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在中国的公司治理风波从去年开始拉开序幕，这家英国制药企业转而求助于一名私人侦探，以调查其所面临麻烦的来源。
从通过匿名电子邮件指控GSK存在腐败行为的“诽谤运动”，到暗藏在该公司中国区经理卧室中的摄像头，种种迹象让GSK怀疑一名前雇员发起了针对该公司的复仇行动。
中国警方声称，GSK的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根源。今年早些时候，警方起诉了包括该公司前中国区主管马克锐(Mark Reilly)在内的数十名GSK员工，罪名是涉嫌欺诈行为，总共向中国各地的医生和官员输送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贿赂。
2013年1月，当GSK针对一名举报人的类似指控发起内部调查时，似乎未能发现存在系统性腐败的证据。不久之后，GSK聘请了在中国工作的英国资深商业调查员韩飞龙(Peter Humphrey)，以调查中国分公司原政府事务总监施文(Vivian Shi)的背景。GSK怀疑是施文试图毁掉该公司。
GSK目前受到的质疑是，相对于彻底根除腐败，它是否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找出举报人上面。
对施文展开调查的导火索，是2013年3月GSK数位高管，包括首席执行官安伟杰爵士(Sir Andrew Witty)收到的一封电子邮件。邮件中附有一段涉及马克锐的性爱录像，并且明显是在马克锐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放置在他卧室中的摄像头偷拍的。
GSK坚持称，聘请一位私人侦探调查牵涉一位高管人员的严重安保失灵事件是完全合理的。该公司表示，将这项调查与公司对于腐败指控的内部调查分隔开来同样是恰当的。
这段录像的拍摄动机目前仍不清楚。马克锐与妻子分居，录像中是他和长期交往的中国女友在一起的情景。但据估计，这段录像的意图是为了损害马克锐的名誉。GSK再一次将施文作为了怀疑对象。
经过双方协商，施文已于2012年底离开了GSK。知情人士表示，施文曾被指责在差旅费用报销中存在不当行为，并由此引发了一段争执。
施文未被指控存在违法犯罪行为，记者无法联系到她对此置评。上周三打电话给她，有位女士接了，说是她的亲戚。该女士补充称，施文正在旅行途中，无法联络到她。
GSK聘请韩飞龙，是希望弄清他们对施文的怀疑是否正确，如果确实如此，她对公司可能造成怎样的损害。施文在中国制药行业中工作了近二十年——曾在上海强生制药有限公司(Shanghai Johnson & Johnson Pharmaceuticals)担任过政府事务主管——在政策制定圈子和监管层中都有熟人。
韩飞龙的调查发现，施文的父亲曾担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GSK担心，施文可能会运用她的人脉给该公司制造麻烦。
2013年6月韩飞龙向GSK提交了有关施文的调查报告——该项调查被命名为“蝎子计划”(Project Scorpion)——几周后，他和自己的美籍妻子兼商业伙伴虞英曾就遭到了拘留。到本周，他们被监禁就满一年了。对他们的审判定在了8月7日。上海有关部门上周三对美国领事馆官员表示，这对夫妇将接受非公开审判，他们被控非法购买私密信息。
中国警方并未证实韩飞龙所受指控与他为GSK完成的工作有关。但据接近韩飞龙家庭的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位英国调查员和他的妻子相信，与GSK签订调查合同是导致他们被捕的触发因素。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虞英曾对美国领事馆官员说，他们夫妻二人“在无意之中卷入了一场战争”。
在2013年4月韩飞龙向马克锐提交的一份调查方案中，施文被描述成了GSK所说“诽谤运动”的嫌疑发起人，这项针对GSK的行动持续了约12个月的时间，“其中涉及了至少23封寄给中国各地政府部门以及GSK最高管理层的匿名电子邮件”。
韩飞龙的报告谈到了执行蝎子计划的必要性——“匿名邮件称，贿赂在GKS中国区的销售操作中非常普遍，这种做法得到了（GSK）高级管理层的赞同。”这句话应当可以在一年之后中国警方对马克锐以及其他45名GSK雇员提起的诉讼书中找到。
韩飞龙为GSK形成的最终报告未能证明该公司有关施文的任何一项怀疑。这一事实，加上举报人所举报的内容与中国警方对GSK的指控内容相似，已使韩飞龙的部分亲朋认为，GSK要求韩飞龙调查的是举报人的身份，而非举报人所指控的内容，导致这对夫妇陷入了危险的境地。
韩飞龙在报告中向GSK告诫，把注意力放在施文身上，或许会导致该公司一叶障目。
韩飞龙在这份秘密报告中总结道：“GSK应当警惕可能存在的经营漏洞，公司可能因此易于受到攻击”，并补充称，这类漏洞包括“公司雇员或者商业伙伴的违法违规行为”。
换句话说，给GSK带来最大风险的并不是别有用心的举报人。正相反，GSK更应担心的针对该公司的腐败指控的实质内容。
GSK坚持称，自身确有严肃对待贿赂指控；一些员工因为公司内部调查而遭解雇。但GSK后来又聘请了美国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对其在华业务展开外部调查，这等于默认此前的内部调查开展得不够深入。
对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其他跨国集团来说，GSK事件表明，如果企业低估了在中国面临的经营风险，或者错误判断了面对危机所应采取的对策，由此导致的后果将会多么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