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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山东省菏泽市单县的生物质发电工程向来被视为中国生物质发电产业的一面旗帜。它是中国第一个建成投产的农林生物质发电项目，也是首家国家级生物质发电示范项目，建成以来频繁接受各级领导视察。
这是一台2.5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机组，技术从丹麦BWE公司引进，业主是国家电网公司下属的国能生物发电有限公司。2006年12月1日当其正式投产发电时，中国生物质发电实现了“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
据截至2009年12月23日的一组公开数据，该项目运营3年累计发电量2.5亿千瓦时，与同类型火电机组相比，运营这样一台2.5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机组，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约10万吨、二氧化硫870吨。
正是类似的账面数字让生物质发电项目一时风行，各地纷纷建起此类电厂，其对节能减排乃至惠农的贡献总是为人津津乐道。然而，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的一项调查却掀开了账面下的另一幕景象，详尽地揭示了一座生物质电厂的账本。
碳账本：减排更有优势?
与欧洲农业以大农场为主有很大不同，我国的国情是人均土地少，因此决定了人均产出秸秆并不多，而且高度分散，部分秸秆还用于饲料、还田和造纸行业。
“把秸秆收集起来发电要争资源，运输起来费很大的劲不说，发的电量实际非常有限。”倪维斗说。
单县是“旗帜”，无疑也是解剖生物质发电的理想标本。
根据倪维斗的调查，单县平均秸秆分布密度为107吨/平方公里，单县生物质电厂总收集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收集量约为18万吨，县域内共有8个收购站。在调查中各收购站到电厂的距离被细分为国道、省道和县道，平均下来，收购站到电厂的距离为20公里，来回约为40公里。而每个收购站平均下来覆盖的收集范围为225平方公里，其收集半径约为8.4公里，由此计算，每吨秸秆的平均运输路程近60公里。
秸秆的容重很小，单县总体路况较差，据此估计每吨秸秆运输到电厂将消耗10千克的柴油或汽油，不难算出，一座2.5万千瓦的秸秆发电厂每年将消耗柴油或汽油1800~2000吨。倪维斗表示，如果秸秆电厂装机容量加倍，则运输每吨秸秆所耗油量将变为原来的1.4倍。
人们通常拿秸秆发电与传统火电机组对比，以显示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比较优势。但倪维斗的计算结果却正好相反。
运输一吨秸秆到电厂大约消耗10千克柴油或汽油，假设柴油或汽油通过煤直接液化得到，则相当于消耗了40千克的煤，其二氧化碳排放量为100千克以上。
1吨秸秆大约发电1000度，其热值与0.5吨的煤相当。农户把1吨秸秆卖掉以后，需要购买0.5吨的煤用做燃料，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大约是1200千克。
因此，用秸秆发电1000度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大约为1300千克。与此对应的是，用先进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发电，每度电大约排放二氧化碳0.7千克，1000度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700千克。
经济账：究竟划算不划算?
秸秆发电比燃煤发电成本高是公认的事实，但大多数人对其中的细节不甚了了。对此，倪维斗也有一番计算。
一台2.5万千瓦的生物质发电机组，共需投资2.5亿元，分摊在每千瓦上的投资为10000元，每年用秸秆发电45000小时，则年发电量为1.251亿度。对比来看，常规1000MW的超超临界火电厂，每千瓦的投资大约为5000元，每年运行时间约5000小时，年发电量为50亿度。前者仅为后者的1/40，投资却为1/20，单位发电量秸秆发电厂的投资要多出1倍。
几乎每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面对媒体或领导，都会端出一本惠农账——收购秸秆让农民增收，解决上千的工作岗位等等。“这笔账同样经不起算”，倪维斗说。
细节里面有魔鬼。为了推动生物质能发电，国家目前给予其每度电价0.35元的政策补贴，每吨收购的秸秆国家需要补助350元，这笔钱进入电厂的口袋。而农民卖秸秆每吨的价格一般在200元左右，拿到这笔钱后农民又须买煤用来采暖和炊事，实际落下的收入十分有限，增收数字里的水分不小。
倪维斗认为，如此惠农政策难言效果，最好的办法是将此补贴直接用于对农村发展十分关键的医疗、养老、教育等问题上，使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说到解决就业问题，倪维斗忍不住奚落道：把高度分散的秸秆收集起来去发一点点电，需要雇用上千人，还要拿着国家高额补贴……而一个大型火电厂，几十人就能运转，发电量是秸秆发电的五六十倍，成本还更便宜。国家如果缺电，大电厂肩膀扛一扛不就过去了吗。
还有一个环境账不得不算。“煤本来是可以集中生产、高效低污染利用的优质能源，在秸秆发电盛行的地区，却不得不分散到农村一家一户，被低效、高污染地使用。这是完全不合理的。”倪维斗指出。
“秸秆先生”出路何在?
算完账，倪维斗双手一摊，笑言：“秸秆先生，你能发电，但是这事不该你来干。”
在倪维斗看来，包括生物质能在内的各种新能源，应该有序、理性地发展，全国的能源发展规划应该是一盘棋，区域上因地制宜地布局，而且要根据各种能源形式自身的特点科学利用。
因为对生物质发电的深入调查，倪维斗对国家可能大规模推进秸秆和稻草用于发电的政策安排深表忧虑，为此，他在2010年新年的前一天投书国务院领导，详陈缘由。
此后不久，在一次有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上，面对10余位生物质能领域的专家和从业者，倪维斗亮出了自己调查得来的账本。
倪维斗观察到，在会上发言的10余位从业者中，仅有两家企业运营尚可。“后面的气儿就不是很足了，纷纷抱怨一些地方补贴不到位。地方政府的代表调子也很低，规划中的目标因实际的许多困难，无法落实。”
陆续地，倪维斗还收到各地的一些反映，一些地方盲目上马生物质发电厂，结果出现争夺秸秆资源和地盘的现象，甚至出现黑帮把持问题，砖头瓦片掺进秸秆里，水嗒嗒地运进电厂里。
因为秸秆资源不足还引发更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些电厂是否是全部在烧秸秆，是否有人在偷偷烧煤代替秸秆发电来套取补贴?”倪维斗呼吁国家能够展开调查。
“本来国家花了很多钱要关闭小电厂，现在倒好，借尸还魂了，又冒出来这么多小电厂，挂羊头卖狗肉还拿国家补贴，检查的时候，库房堆满了秸秆，可实际它哪儿来的那么多秸秆?”
倪维斗认为，总体上看，应该从能源、转化、输送以及终端用户一体化的角度来研究可再生能源在国家总的能源系统中的合理配置，合适的能源用于合适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原则。
按照这一原则，倪维斗建议“秸秆先生”作为分散能源应该分散使用，在服务新农村建设的广阔天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他看来，不少地方的农民之所以在地里一把火把秸秆烧了，是因为没有向农民提供方便、廉价的技术和设备把秸秆转化为燃料。裂解、颗粒化、沼气等等，都是可以广泛应用来“消化”多余秸秆的技术，而且能够把分散的秸秆全价地用起来，所起的作用比出售秸秆要大。
“秸秆颗粒化不占地，使用方便且燃烧效率更高;沼气渣可做肥料;裂解的残留物质生物碳可以还田改良土壤。”倪维斗说，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从原料供应、生产、成品运输、技术服务等的产业链，农民感到不方便，推广效果不理想。
秸秆发电项目一哄而上，将发生巨大的浪费，欲速而不达。倪维斗表示，在写给总理的信中他建议，有些地方秸秆资源确有富余，可以适当发点电，或者是小型热电联产，给地方有关企业供工艺蒸汽。但是最好采取与煤混烧的办法，以取得较高的热效率。“当然，混烧中实际用了多少秸秆，这要拿到桌面上，是多少就拿多少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