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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瑞(Pfizer)的首席执行官伊恩·里德(Ian Read)不是一个轻易就能回绝的人。他收购英国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努力包括礼貌请求（亲自前往英国国会说明，发布关于辉瑞公司战略的网络视频），以及更重要的，在5月18日再度加码的约700亿英镑报价。然而，阿斯利康的董事会已拒绝了这一报价，在本刊付印之际，此事似乎已经告吹。
英国政客将辉瑞视为一个无情的成本削减高手，正试图将英国创新企业洗劫一空。因此，拒绝这一交易似乎对阿斯利康是有好处的，并且也有利于英国。然而，这个推理回避了2个基本的事实。首先，阿斯利康自身面临着崎岖的发展道路。5月19日，该公司的股价暴跌了12%。目前看来，该公司将很难实现到2023年收入增长75%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保护了一个‘国家冠军企业’”的心理慰藉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现代制药企业的运行方式。
如今的大药企都是全球性的，其运营分布于世界各地。例如，阿斯利康有三个主要研发中心，一个在英国，但另外两个分别在瑞典和美国。该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员工数量与欧洲大致相同。近年来，制药企业也逐渐比以往更依赖于外部合作伙伴。这种变化遵循着变化莫测的周期。随着企业无法逆转地逼近“专利悬崖”（即它们将失去其最畅销药物知识产权的那一天），投资者开始怀疑它们是否有能力研发出新的畅销药物。官僚的内部研发部门未能给投资者带来多少信心，那些在昂贵的临床实验上失败的普通药物就已让它们压力重重。
现在，研发、测试、生产和销售药品的很多工作都通过合作来完成。例如，一个减少药物试验成本的方法就是外包给临床研究机构。美国昆泰(Quintiles)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在100个国家开展业务，其庞大网络帮助它与监管机构打交道、找到患者参加试验，以及聘请医生来监控。投资研究公司晨星(Morningstar)报告称，2012年，全球药企33%的药品开发工作都外包给了临床研究公司，预计到2022年这一比例将达到50%。
企业对研发部门的改革力度更大。许多企业已经大幅消减了这些部门的预算。（相比2007年，阿斯利康去年的研究费用减少了16%）。它们并未完全放弃针对潜在新药的探索，但这一任务正日益转移给外部机构。
通过兼并可以“发现”利润丰厚的新药，例如阿斯利康许多最有前途的药物均得益于2007年对一家美国公司的收购。通过授权许可也能如此，例如法国巨头赛诺菲(Sanofi)通过一项协议，获得了美国生物技术公司里杰内隆(Regeneron)所开发药物的销售权。药企还聚集在大学附近，例如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就与学术界拥有逾1700项研究合作。此外，对早期研究阶段投资已久的政府如今也在更进一步地参与。5月6日，欧盟领导人批准了下一阶段的“创新药物计划”(Innovative Medicines Initiative)，该计划是一项加速新药开发的公私合作项目。2月份，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10家药品公司宣布达成合作，以加快对老年痴呆症等顽疾的研究。
这并不意味着大型制药商及其总部在哪里就无关紧要了。但最成功的制药商看起来将越来越不像昔日的国家冠军企业。对于未来的趋势，我们可以风险投资公司“指数创投”(Index Ventures)为例。该公司投资的制药企业每家只有少数员工，这些员工负责监督药物的开发，但雇用外部实验室和制造商来完成大部分工作。由于在固定基础投资中沉淀的资金极少，这些公司的高管们更有可能较早地放弃不成功的药物，将资源转移至更有前途的品种。这似乎不仅仅是风险资本公司的制胜模型，而且也是大型制药公司的，因为指数创投的投资者中就包括葛兰素史克和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