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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传统药物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中药和民族药发展经历了从手工作坊到现代化工业的根本转变，传统药物也逐渐形成了以工业为主导的产业，进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政策支持
1978年9月24日，党中央转发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要求各级党委高度重视，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国家政策层面的扶持和引导使这个行业“真正迎来了春天”。
1985年，党中央提出“把中医与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86年，国务院成立了直属的国家中医管理局，1988年机构改革中又将中医和中药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而改变了中医处于从属地位的被动状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
1990年，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颁发了《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截至目前，已先后三批对1607名老中医药专家配备继承人，进行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继承。第一、二批已按照规定的培养目标和要求完成了学习任务，出师率为84%左右。
2003年，为了满足大众对中医药医疗保健的需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实施了旨在培养新一代名医的“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并由此在行业内兴起了“跟名师、读经典、多临床”的热潮。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纷纷把工作精力集中到如何提高中医药疗效和防病治病能力这一影响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来，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办法。
随后，一系列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陆续出台。科技部颁布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中医药研究发展树立了目标。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中药饮片企业强制施行GMP认证；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法规，允许符合条件的销售中药饮片的药店开设坐堂医。
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全国大部分中医药院校开始陆续招收中西医结合大专、本科、硕士、博士生，全国现有中西医结合专业近25个，博士、硕士点200多个，部分医学院校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多学科、多层次中西医结合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中西医结合各个专业多层次人才使用受到社会欢迎和较高评价。
中药走向现代化
“我们的中药现代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见证了中药现代化30年历程的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副局长任德权谈到，30多年前，国务院曾出台文件，提出中成药要实现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吹响了中药现代化的号角。197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提出了向中药现代化进军的倡议，在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中药生产工业化的口号，要求工艺规程、岗位操作制度化，并把现代制药的管理理念引入中成药领域。
之后，我国第一次以党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召开卫生工作会议，专门就中药现代化提出研讨——“这个现代化是全方位的，除了生产方式的现代化、管理模式的现代化，也包括产品剂型的现代化、标准的现代化、包装的现代化，以及企业制度的现代化。”任德权说。
30年间，我国中药材、中成药和中药饮片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药材从传统农业生产发展为以GAP为核心的现代化农业生产，1978年中药材、中药饮片和中成药销售额分别为12.57亿元、9.2亿元和7.88亿元，2007年分别达到203亿元、1371.6亿元和288.2亿元。中药饮片进入GMP认证时代，大生产、机械化生产取代了小生产和手工生产，中成药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子项目。
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认为，在国家中药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国家中药创新体系初步形成。中药行业在中药规范化生产、中药饮片工业化生产、中药材规范化种植、标准体系建设、新药研究、产业规模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建设了一批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形成了中药与农业发展的结合。国家中医药创新体系也基本形成，相继建立了一批国家工程中心、技术中心和重点实验室。
随着中药现代化步伐的提速，新药研究技术发生了变化。在中医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现代实验室研究和现代临床试验的方法，使得中医药科学在继承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中药工业产值从1980年占全国医药生产总值的32.5%，上升至2007年的41.5%，2003年至2007年销售收入复合增长率达22.5%，高于医药产业和化学成药行业的平均水平。
从世界卫生组织（WHO）近30年来对中医药的“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医药在世界上的影响：1975年WHO成立国际针灸培训中心；1976年WHO将传统医学事业列为世界卫生组织主要工作之一；1977年WHO第30届大会通过了“促进和发展各国传统医学的训练和研究工作”的决议并设置了传统医学专家委员会；1978年WHO成立传统医学规划署；1979年WHO刊物《世界卫生》发表针灸专刊；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纪事》发表“针灸在现代保健中的应用”的社论，建议各国积极发展针灸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特别制定了国际所接受的标准针灸穴名方案；1996年WHO又在意大利米兰提出63种针灸治疗适应病症；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办事处制定了一个地区性的传统医药发展战略；2003年在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召开的年会上，制定了传统医学战略。
抓住时代产业发展的机遇，我国中药企业也在积极主动地探索向外发展之路。据同仁堂集团董事陆建国介绍，上世纪90年代集团成立后，同仁堂得到了自营进出口权，并在此后成立了进出口分公司。经过十几年规范化、现代化的经营运作，同仁堂产品的出口品种已由最初的几个发展到现在的130多个，覆盖面也由最初的几个华人地区拓展为目前的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创汇额更是由最初的几十万美元飙升至现在的2000多万美元，实现了产品对外出口的飞跃。
民族医药产业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医药产业发展很快，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约有民族药生产企业120家，其中藏药企业40多家，蒙药企业5家，苗药企业70多家，维药企业4家。民族医药成药品种已有600多种，其中有47种在2000年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列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用药目录。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一批颇具规模的民族医药代表企业发展壮大。民族医药企业的产业化、现代化进程也逐渐加快，2000年9月，奇正藏药集团甘肃佛阁藏药有限公司成为首家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GMP认证的民族医药生产企业。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告诉记者，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后，许多省区都把民族医药列入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青海省医药行业“十五”及2015年远景规划》把青海省的医药产业作为优势产业，把藏药产业作为最具战略性的产业来发展。青海省1999年全部藏药产值约一个亿，占青海省工业总产值的1%。1999年西藏有藏药企业22家，年产值3亿元。民族药被确定为贵州省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现有苗药成方制剂140多种，1995年贵州民族医药工业产值为3246.88万元，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1996年产值为1.6亿元，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14.8%；1998年产值为7.8亿元，占全省医药工业总产值的40.5%；2000年至2007年，该省以中药、民族药为主体的药品工业总产值从33亿元增加到110亿元，其中苗药产值达50多亿元，居全国各民族医药的首位。
2007年12月18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1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提出了完善民族医药从业人员准入制度的政策。在继续完善藏、蒙、维、傣医师资格考试的同时，开展中医类别中医（朝医）专业和中医类别中医（壮医）专业医师资格考试。
“在发展药的同时，抓紧医的发展，以医带药，这是民族医药的生命所在。”诸国本认为，“如果民族医的发展跟不上，民族药就会失去开发的源头，脱离了临床环境，更谈不上发展的活力。”
而在民族医药快速发展的同时，对民族医药文化和生态的有意识保护也成为了30年来行业发展的另一成就。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理事黄瑾明介绍，30年间，大量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工作已经开展。“这项工作是分散在各民族地区进行的，但集中起来形成了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通过大量调查，编写了医学概论和医学史，编写了药物学和方剂学，有的甚至编写了系列教材，使这些民族医药从无形到有形，从广泛存在到集中体现，从缺乏记载到著书立说，使学术发展产生了质的飞跃。”
黄瑾明指出，“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发展，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在世纪之交对民族传统文化达到的新的认识高度，是在全世界对待传统文化深刻反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力抢救的形势下顺应历史潮流的积极态度。”
“民族医药必须与时俱进，其工作重心正在从发掘整理转向发展建设。这是一个时代的大趋势，而我们必须在发展的同时保证其能够沿着坚持民族医药自身特色的道路前进，必须有适时转变和伺机切入的思想准备。”诸国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