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新兴产业的规划，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四大问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所长王昌林11月20日在无锡召开的第二届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年会说。
10月18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计划用20年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王昌林认为主要是两个标准，一个是战略性，一个是新兴性。前者指关系全局和长远的，后者是指还处于产业发展的初期，未来发展潜力巨大的行业。“所以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未来科技和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
七大产业旨在解决四个问题
今年10月份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了七个产业领域，新兴产业的边界是如何确定的？此前一直是众多行业人士的疑惑。
王昌林介绍，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原则有两个立足点，一个是要紧盯国际的发展方向，代表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第二个点，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其中涵盖四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思路。
一个是围绕中国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压力。中国的资源环境压力巨大，现代化、工业化的要求需要得力于新技术、新产业的突破。
其次，中国面临的健康问题和农业，这是今后实现现代化、工业化过程中伴生的重要方面。
“第三个，当前中国新型工业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近年国内信息产业的规模全球第二，
出口世界第一，但是大而不强，如何把握新一代的技术机遇，加快发展。”
王昌林说，国内产业结构现在的核心问题不是领域结构，也不是部门结构的问题，而是一些关键环节和关键领域的落后。针对这个问题，下一步必须突破产业结构的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中的制约。
王昌林介绍，围绕这四个方面，国家进一步选择了二十多个重点方向寻求突破。“确定的方向比较多”。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些发达国家制订了详实的战略转型措施，从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看，日本至今也就发展两个产业，一个是能源和环境，第二个是健康。而美国主要围绕能源和环境。
创新驱动取代要素驱动
对于如何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国家提出了市场主导、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引领发展十六个字的路径。“前些年国家的发展主要靠要素投入的驱动，我们下一步要转向创新驱动，这是坚持的主线，当然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的驱动，还包括体制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 王昌林说。
王昌林介绍，国家对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方向有四个总体判断：信息技术正在并将继续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生命科学和生物科技的突破可能会引发新的产业革命；新能源的发展虽然目微不足道，但未来会举足轻重；有可能主要的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纳米、新材料技术的交叉融合突破会催生大批的新兴产业，引发我们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
关于发展的路径选择，王昌林认为应通过技术推动、市场拉动、国际化带动这三条路径。王昌林透露，国家下一步正在研究制订发展规划，针对对一些具体的产业，组织实施一些战略性工程，出台一些重大的政策，建立一些重大的示范基地。
七大产业总体的目标，是通过十年到二十年的长期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和制造基地。
“从行业来讲，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我认为可能是新能源，中国未来十年能够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可能在新能源当中诞生。第二个领域，我认为可能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现在的产业基础比较好，下一步会有很大的机会。另外一个，我感觉应该是生物，或者是高端装备制造等。”王昌林说。
创新重点在于企业创新
在政策措施方面，王昌林介绍，强化科技创新，核心思路是围绕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结合重大专项加大基础性研究组织实施重大的产业创新工程，引爆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其次，政策导向上还要坚持市场拉动，积极培育市场，实施一些重大的示范应用的工程。推进市场应用、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同时，要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架构，包括一些机制体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在财税、投融资方面，国家准备加大政策的扶持，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项资金。同时下一步要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目录，据此我们要制定一些优惠政策。
王昌林指出，没有制度的转型和创新我们很难把握机遇，也很难充分发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问题归根到底很大程度上都是体制机制的问题，“需要解决包括三网融合，空域
管理等方面的改革，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入动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新兴企业的成长壮大的过程，而创业投资是这些产业发展中非常重要的助推器。”王昌林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已居世界前列，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并未根本改变。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更使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成为重中之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是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大举措，也是构建国际竞争新优势、掌握发展主动权的迫切需要。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王昌林。王昌林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是新技术产业化和新兴企业不断涌现、成长壮大的过程。目前，全球经济发展正处于重大转型时期，我国必须顺应世界产业和科技发展方向，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未来的国际分工地位。
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不可偏废
记者：相比传统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什么明显特征呢？
王昌林：除了字面上可以看到的“战略性”、“新兴性”以外，它还应具备科技性、需求性、阶段性等特征。
所谓战略性是指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新兴性是指目前尚处于发展初期，市场认知度比较低、产品和服务不成熟，但未来发展潜力巨大；新兴科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和主要标志，是指随着新技术的发明、应用而生；需求性是指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其市场需求增长快；阶段性是指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以及在不同时期，产业内涵和外延会有所不同。
战略性新兴产业很大一部分是新兴科技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而催生的新兴产业。如生物产业是现代生物工程技术与医药、农业、能源等领域的融合而产生的行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等。
记者：那么，当新兴科技融入到传统产业中，是否会给其带来冲击？
王昌林：冲击是有的，但是目前来看还不必过分担忧。比如新材料替代了传统材料，从长远看，可能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从目前看，特别是与传统产业相比，一些新兴产业由于技术并不完善还不具备竞争力。一些新兴产业的大规模应用以及对传统产业的大规模替代还需要一个培育过程。
记者：您刚才提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前期培育问题，现在对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正是因为前期投入时间长、风险大，所以更加需要政府的财税支持；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更加突出市场和企业的作用。
王昌林：这二者并不冲突，最好的办法是把市场机制与政府推动结合起来。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初期，由于市场机制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个阶段，由政府加以引导和推动，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办法。一方面必须强调要更多依靠市场机制作用，通过价格、供需拉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很多产品、技术还处在成长的初期，不仅在技术研发阶段需要支持，进入市场以后由于消费者对其并不熟悉，企业并不能获得较好的效益。比如新能源汽车，对节能很有好处，但在现阶段如果国家不补贴，企业是亏损的，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将来政府再慢慢退出。
记者：针对您前面讲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阶段性”特征，这让我想起我们国家各省市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范围存在很大差异，一些地方政府提出了十四五个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一些地方只提到三四个产业。您如何看待这种差异性？
王昌林：各地可以根据各自的发展阶段和发展需求来确定适合自己发展的产业方向。目前，各地在高度重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程度的“一哄而上”苗头。例如，基本上每个市都在规划光伏产业，这个行业的前景是巨大的，但如果各个地方都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不利于行业的发展。下一步我认为要更多地通过市场的办法，加以引导、统筹和布局。主要通过技术的准入门槛、环保准入门槛，严格防止低水平的企业进入。
国际化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
记者：就您对全球产业的发展规律以及趋势研究，您认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路径是怎样的？
王昌林：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业化，这往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但不同国家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的差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模式不同。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为例，主要有3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领先型”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高度重视基础研究和创新创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天使投资、创业投资、资本市场健全，中小企业培育体系、政府
采购（包括军事采购）制度等比较完善，政府的主要作用是组织和资助基础研究，但对重大技术的研究和产业化也给予大力支持。二是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追赶型”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重点加强应用技术研究特别是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重视培育大企业，主要采取间接融资的方式，政府在技术开发、市场保护等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型”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技术开发投入少，通过引进技术、资金为主，主要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资源投入等生产要素推动产业增长。
从现在来看，国际化是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产业发展越来越呈现由过去的产业领域分工、产业链分工向价值链分工的趋势，任何国家和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都离不开国际分工与合作。同时，当今世界许多经济科技问题如环境、疾病等问题，日益显示出全球化特征，必须加强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国际合作。
记者：目前，全球都在寻求后危机时代的产业路径，我们如何培育和增强战略新兴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呢？国际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呈现出哪些趋势？
王昌林：目前我国的光伏、太阳能、风电、生物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领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有一批高速成长的龙头企业，比如无锡尚德，深圳迈瑞等企业。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呈现联合研发、加强国际分工与合作的趋势。
一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不断加强，重大国际研究计划成为重要的组织模式。如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等国家先后发起了人类基因组计划、蛋白质组计划等国际大科学工程和计划；在海洋科技领域，先后启动了“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计划”、“上层海洋——低层大气研究计划”、“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生态系统综合研究计划”、“综合大洋钻探十年计划”、“国际海洋生物普查计划”、“全球海洋实时观测网”计划等。
二是产业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发达国家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加快将研发、制造等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近年来，随着新药研发费用不断升高，跨国公司纷纷将研发环节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医药合同研究（CRO）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
三是各国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如欧盟公布的第七个框架计划（FP7）不仅全面向第三国开放，还强调要加强与新兴经济体国家能源技术研发的合作，要积极参与能源技术多边合作计划。日本2009年4月公布的“未来开拓战略（J复兴计划）”中，提出要强化亚洲广大区域在能源与环境技术领域的联合开发，充分利用亚洲共同市场以扩大新兴技术的应用范围。
还未掌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
记者：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毕竟刚刚起步，您认为现阶段还有哪些困难需要克服？
王昌林：一是现行体制机制不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的要求。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不到5％，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没有解决；人才培养、使用机制不完善，企业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比较突出；多头管理、部门分割，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决策机制；节能环保产业的价格形成机制、“三网融合”相关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药物的市场准入和价格形成机制、通用航空发展的空域管理规定、卫星应用的军民结合机制等不健全。
二是关键技术不掌握，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据调查，目前我国高档数控系统国内市场占有率不到2％，大型飞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专用设备、大型科学仪器、大型医疗设备等长期依赖购买国外产品。风电整机设计和轴承、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技术没有掌握，生产光伏电池的设备主要依赖国外，第二代薄膜电池技术、第三代高倍聚光太阳能发电技术等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很大。
三是有利于新技术、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政府采购政策落实不够，对完全可降解生物基材料、秸秆制乙醇等缺乏财政补贴政策；风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发展并网运行困难，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电池回收体系等市场应用支撑体系不健全；“三网”融合试点示范工作进展缓慢；新一代网络、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标准体系不完善。
四是投融资体系不健全，财税政策不完善。创业投资规模小，天使投资缺失，融资性担保机构不发达，场外交易市场尚处于摸索阶段，资本市场不健全，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和要求的投融资体系没有形成。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财税扶持力度不够，资金投入分散，支持方式和政策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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