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效霞：对中医理论现有体系的思考

　　中医基础理论的现有体系是以西医学为参照系而建立起来的，其中存在着许多违背历史与逻辑的问题，但这个与传统中医理论并不相符的理论体系至今已经培养出了5代人。其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学发展的主要影响是：由于在价值取向上主要是以西医学作为衡量和评判标准，因此在内容取舍和理论解释方面存在着不合理性；不仅未能充分体现中医学的基本思想、基本方法和基本思路，而且割裂了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使得中医学博大的文化内涵和底蕴按照西医学的概念、体系简单化、公式化。现不揣浅陋，愿予片砖，以引诸哲之玉。

　　一、以西解中，各取所需的不良学风
　　通过“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于一是”(唐容川)，即“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沛文)的外部比附式研究方法，以西医的学术来沟通和发展中医，以近代科学解释中医，用近代研究手段研究中医，自中西汇通学派开其先河后，经过50年来中西医结合研究，铸就了以西解中，盲目攀附或依从西医学甚或现代科学的观点，对中医理论牵强附会地加以解释或改造。正是在这样的信念驱使和指导下，才有了之所以“心主神明”，乃是由于“心主血”的缘故这样导源于汇通学派而实则违背逻辑的“通俗”说法，而从没有人对“脑主神明”为何在中医学中没有其生长、生存的适宜位置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反倒是屡遭我们讥笑和批评的王清任首先发出了脑主神明“纵然能说必不能行”的呼声。也正是因为力图将中医学关于脏腑功能的认识，解释得与西医学基本相符或一致，才有了把“腐熟”这一本来是由中焦承担和完成的功能转嫁于胃；把“泌别清浊”这一与水谷精微吸收不相干，而是专指下焦的功能硬加于小肠；把本来来源于胃，根本不可能发现其消化功能的胆汁强解为来源于肝并能助饮食物消化等诸多违背历史与逻辑的说法；目前中医基础理论教材或著作中存在着大量既与中医理论原旨相悖，又对临床毫无指导意义的“约定俗成”的“定论”；也正是因为把“腐热”、“泌别清浊”等与西医学关于人体脏器功能相比附并尽力使之相符，才使得三焦的具体所指愈来愈不能被认识，不得不有“更重要的并不在于确定三焦是属于哪个实质性脏器，而是在于研究和掌握三焦在生理、病理学上的实际意义。”这样看似圆通，实则不合逻辑的说法。

　　二、盲目套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1956年华格拉立克教授在中华医学会等五个学会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我国中医学界高层人士指出：“无可争辩的是，这项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础只可能是最为先进的、符合发展规律的、惟一科学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又云：“‘阴阳’‘五行’的理论是作为五脏相关和治疗措施相关学说的基础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学术思想，正像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时所证实的，是包含了很正确的和很进步的思想的，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原理的。”(《中医杂志》，1956)虽然前苏联的“专家”将“阴阳”提高到“辩证唯物论”的高度，但可能是由于自明代龚自珍始，对“阴阳”“五行”提出非议的中国学者即代不乏人的缘故，再加之近代曾经有过阴阳五行存废的大论争，故中医界自己将阴阳五行命之为是“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有的学者以为这样可以建立中医自己的哲学支柱，并津津乐道多年。可是，具有哲学常识的人却很清楚，‘朴素’、‘自发’几乎是‘原始’、‘落后’的同义语。所以理所当然地被人家看作是‘过时的’。既然如此，中医学也就不成其为科学。因而只能把其‘实际医学知识’从中‘剥离出来’，用‘新的医学知识去替换’，即所谓去其理论之‘糟粕’，取其经验之‘精华’。”(傅景华、徐岩春《中医学科学原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整体观念”四字在建国以前的中医著作中是不存在的字眼。据我们初步考证，这一术语可能首见于1954年由上海中医书局印行、何云鹤先生以在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合办的中医进修班讲授《中医学术研究》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的《中医药的科学方向》一书。1958年江苏省中医学校诊断学教研组编著的《中医诊断学》在“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精神”一节虽有“整体观念”这一二级标题，但只是说：“所谓整体观念，就是在临证之际，对于观察病情，辨别症状，判断问题，乃至对疾病的处理等，必须从整体出发。”1960年出版的《内经讲义》(一版教材)在“人与自然”一章也只有这样的话语：“古代医学家根据当时自然科学和哲学(二者当时是不分的)的认识，确立了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整体的概念……这种人与外在环境统一的整体观，在“内经”里非常突出，它具体贯串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各个方面，尤其在摄生防病方面，起着主导作用……摄生问题，是古人在人与自然统一的整体观念上提出来的。”直到1974年出版的“三版教材”——《中医学基础》，才将“整体观念”作为“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写进了救科书。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整体观念’与‘辩证法’有某些相通之处。辩证法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即矛盾的观点看世界。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并无‘整体观念’这个术语。中医的‘整体观念’特色论，还是无形中受到保护。‘整体观念’也尽量向辩证唯物论靠近。”(刘延伶、赵洪均“‘整体观念’特色论之反思”，《医学与哲学》，2002)

　　“辨证论治”这一词组最早曾见于清代医家章虚谷所著的《医门棒喝·论景岳书》，但“该书虽有较为完整的临床证治思路，也确实出现了‘辨证论治’字样。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证立法’，涉及‘辨证’、‘论证’、‘审证’、‘辨治’、‘证治’、‘施治’等词组。但‘辨证论治’在全书出现仅见一次，寻常道来，并未成为稳定的固定词组。从训诂学‘孤证不定’的规则来推，他还不能视为‘辨证论治’的倡导者。” (符友丰“‘论证’的概念与‘辨证论治’思路”，《医学与哲学》，1994，8)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把各种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辨证论治方法综合起来组成一个体系，并把它写进中医教科书里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大批从事中医教育和研究工作的学者们(其中有印会河、王绵之、汪幼人等，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些专家，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党的中医政策鼓舞下作出的一项贡献。”(王玉川“关于‘辨证论治’之我见”，《中医教育》，1999) “辨证论治之精神，来源古远，但加以提倡宣扬，是在解放之后、中医学院成立之初，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郭子化副部长在庐山教材会议上提出把辨证施治之精神写入教材之中。”(邓铁涛“辨证论治”，《新中医》，1999)王玉川、邓铁涛都没有说出将“辨证论治”写进教材的原因，但我们想这可能是出于尽量使中医理论沾染上“辨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诚然，哲学是让人“长聪明”的学问，我们今天研究中医理论应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指导的原则。在中医学的历史发展长河中，不同时代的哲学思潮，如阴阳五行、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等都曾经对中医理论的发生和发展产生过或大或小，或隐或显的影响，但这些哲学思想与中医学之间可谓是同一棵树上开出的不同花朵，它们有着共同的生长基因，有着相似的和彼此影响的发育过程。因此，这些中国土生土长的哲学理念引入中医学后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而“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这一“舶来品”则不同，要想将其正确地运用于中医理论研究，必须与中医的“实际”相结合才行。

　　三、注重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中医研究工作可以说是遵从并践行了华格拉立克教授对“对中医学研究和科学论证方面的见解”和建议的：“同样，无可争辩的是，为了科学地研究中医所有问题，应当使用最为现代的，最为完整的和最为精确的研究方法，而且除了经常的临床观察以外，还应当进行动物实验和临床实验。”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诸如脏腑实质研究、证实质研究、经络实质研究等所谓“现代化”研究，在各级、各类科研课题的立项审批与科研成果的奖励评比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我们长期以来热衷于创新研究，轻视或忽视继承研究，将继承与创新这对矛盾完全割裂与对立起来。正是由于缺乏扎实的中医文献研究基础，缺乏对中医学有关学术问题实质内容的正确和全面的理解，缺乏对中医学内在规律的把握和可行性思路，因而其研究成果对中医理论和临床缺乏实用价值。令人欣慰的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医理论的创新研究只有在继承研究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为中医理论的创新准备好赖以站立的“巨人的肩膀”之后，才能有所作为。这是因为虽然任何科学都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体，但继承和创新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世界上从来没有孤立的继承，继承之中就孕育着创新；要创新就必须首先要继承，没有认真扎实的继承，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而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