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西方哲学系
我对医
药学史研究很少，但从读过的几本中医史来看，中医的近现代史可说是一部中西医比较的历史。不过，从总体上看，那基本上是一部以西医为科学标准，比照着它们来评判中医、诋毁中医，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摧毁中医的屈辱历史。北京中医药大学朱明先生主编的这本书，受到奥地利学者沃尔勒教授的基本哲理（建构实在论）的影响，置疑这种中西医比较的模式，强调科学特别是医学的文化本性，从而采取了多元的比较视野，摆脱了医学比较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从认识论上恢复了“比较”的真实含义，实在是很有理论意义的一次尝试。两位中国学者为此书写的序言中都肯定此书的创新性。在我看来，这种比较角度的根本调整，恐怕是现在最需要的新研究视野。当然，以前不少有见地的中医思想家（比如邓铁涛等）也都反对中西医比较中的西方中心论，但这本书毕竟是中西研究者的直接合作的产物，所以能够从方法上更自觉地、也更有理论辨析力地做出中西医比较的一次探索性研究。
此书的另一个优点是介绍了一些具体扎实的比较研究，比如考察阿维森那《医典》如何受到中医的影响，对于《唐苏克拉玛》的研究，都属于相当前沿的。当然，这些介绍似乎还有继续深化的必要。
再有，此书的比较视野相当开阔，不但涉及古代中医与古代及现代西医的比较，还涉及阿拉伯医学、印度医学、藏医、蒙医等。这样一来，就大大改善了比较的格局，增加了很可贵的比较角度。我从阅读这些章节中获益不少。而且，此书建立了一种比较的基本结构，既对比较的方法、意义有不俗的探讨，又从史实、医学、药学、饮食疗法及
养生法等方面综合性地做了研究和介绍。
古希腊的四行说有比较强的还原论的理论倾向，也就是试图将变化的现象（包括人体现象）还原为四个基本原素及其相互关系。中国古代的五行说则尊重和追寻变化的过程，因而更重视的是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的动态关系，因此五行说在实践中的成就大得多，勉强延续到了今天；而四行说则早被实证医学顶替。而且，西方能够产生分析型的实证医学，与四行说代表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不能说没有联系。所以，今天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中蕴含的思想可能在未来得到复兴，这是四行说无法比拟的。在这方面，寻找后现代的某些哲理（比如结构主义、现象学）与中医理论的相通性，倒可能更有思想上的提示力。
我对于书中一些探索中西医理论的可比之处的研究，也有疑问。比如第四章第三节比较盖伊的
临床神经内分泌学与明代中医的命门学说，尽管是有趣的，但似乎也忽视了双方的重要不同。此书尽管有一些缺点，但瑕不掩瑜，它所具有的那些在现今中国学界还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长处，使它成为一本很有思想启发力的研究新作。
作者：
张祥龙 2006-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