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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揭示了以预防艾滋病为目的提供给大众使用的“安全套”已代表了政府提供的传染病防治这一公共产品的本质，指出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安全套”是不应该收费的，否则违背了公共产品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特征、现代政治理念和社会公平原则。还指出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动员社会、合理配置资源、扩大和优化公共产品供应，而不是如何回收公共产品的成本。本文同时为政府扩大和优化公共产品的供应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 安全套 公共产品 公共政策 传染病防治 收费
2004年10月12日《世界商业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某市增设安全套自动售货机”的报道，报道称:某市市政府为了更好地抵御艾滋病，将在全市不同地区增设1000台新的安全套自动售货机。售货机的安放地点以饭店、酒吧和大学校园为主，同时也包括建筑工地，以便帮助那些从外地进京的民工。报道还称:新机器出售的安全套售价一律为人民币一元一个，并且确保质量。
从计划生育的“排头兵”到艾滋病防治的“防护伞”，小小一个安全套肩负的担子可真不轻。这里笔者不想去赘述政府为预防艾滋病向公众推广使用安全套这一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也不想去涉及在公众场所、校园内设置安全套自动售货机所引发的观念、文化、伦理、法律冲突等问题;而只是单纯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去探讨政府向公众提供的预防艾滋病的物品———“安全套”是否应该收费的问题。
我们了解到:2003年底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约有84万人，而据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10年这一数字将会达到1000万人。艾滋病给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有关报道目前艾滋病已造成我国每年近5000亿的直接经济损失） ［1］ 。根据新修订的《传染病防治法》，艾滋病和伤寒、肺结核等一起被归入乙类传染病，属重点防治病种。我们知道:传染病防治的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若无有效防治，一人患病便可能很快传播开来殃及他人，甚至危害整个社会，因此具有类似国防一样明显的外部性。依据现有的公共经济学和公共卫生理论，其应毫无争议地被视为纯公共产品 ［2］ 。“安全套”本身是一种消费商品，不能归属于公共产品范畴。然而，当这件商品作为政府为预防和控制某一疾病的传播和蔓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物品时，又理所当然地代表了政府提供的传染病防治这一公共产品。因为这一特殊性，我认为“安全套”是不能向使用者收费的。
1 “安全套”收费有违公共产品的效用的不可分割性特征
萨缪尔森曾对公共产品进行了明确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指的是这样的物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物品或劳务消费的减少 ［3］ 。西方经济学家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总结了公共产品相对于私人产品的特征: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其中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公共产品是向整个社会共同提供的，整个社会的成员共同享用公共产品的效用，而不能将其分割为若干部分，分别归属于某些个人、家庭或企业享用。或者，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限定为之付款的个人、家庭或企业享用。政府提供的传染病防治这一公共产品应该是整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其具体物品“安全套”也应该是整个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而不是按照谁付款谁受益的原则，限定为之付款的个人享用。
2 “安全套”收费有违现代政治理念
根据现代政治理念，纳税人供养政府，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应该由政府通过适当的税收方式来获得回收。纳税人交了税，就不应再为享受某一单项公共产品交纳使用费。传染病防治既然是政府提供给社会的公共产品，公众在使用其具体物品———“安全套”就没必要再支付成本费。如果要解决消费中的搭便车问题，则可以通过差别税收的方法。例如:向酒吧、KTV等娱乐场所及在这些场所中工作的人员征收较高的营业税或所得税等。这也是和公共产品的税收受益原则相吻合的。
3 “安全套”收费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的，它的顾客人群是整个社会成员，任何人都可以消费它，它应该对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是公平的。然而，公共产品一旦进行收费就可能把没有支付能力的群体排除在外，这样就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自动售货机出售的安全套尽管价格低廉，只有一元钱一个，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国产安全套售价也就是在一元钱一个左右。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某种传染性疾病的免疫或治疗药物成本上万元，政府为了防止这种传染病的传播和蔓延是否也要广大人民群众每人花费上万元去接受免疫接种或治疗呢?而那些付不起这笔费用的群体是否该排除在这种传染病防治对象之外呢?
笔者相信某市市政府的这一举措是为了使有限的财政 能为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但政府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动员社会、合理配置资源、扩大和优化公共产品供应，而不是如何回收公共产品的成本。在如何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问题上，笔者认为政府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首先，增加供应主体，鼓励私人、企业、民间组织等以慈善、捐资等方式向社会供应公共产品;詹建芬在《管窥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现象》一文中曾指出我国公共产品供应不足主要原因是公共产品的供应主体的单一 ［4］ 。政府实际上成为了公共产品供应的唯一供应主体。而这一现象就势必会造成政府在丰富公共产品供应时资金的捉襟见肘。其次，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美国公共行政学会前会长马克·霍哲就曾提出“政府应和社区（公民与志愿者）、私营部门、非营利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利用民间部门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必需的公共服务”的论点 ［5］ ;最后，要以制度的创新保证公共产品的供应。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导、调节、支撑和保障下进行的。市场经济越发展，对各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就越多，对公共产品供给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强，从而对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环境经济学家王维平曾提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职能的转换，通过政策创新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选择 ［6］ 。
前段时间，笔者在多伦多参加了一个为期1个月的公共卫生培训项目。在预防艾滋病方面，加拿大政府采取了向吸毒者免费提供一次性注射器具的措施。吸毒者可在社区医疗点、街头的流动专车上方便地领取免费注射器具。这项工作的经费来源除政府拨款外，很大一部分来源于企业或私人捐款;而参与此项工作的公共卫生人员又绝大多数来源于市民志愿者。民间捐赠的活跃、市民参与积极性的高昂得益于加拿大政府的一项政策———捐赠的费用可以抵税收，而市民参加公共服务的工作时间也可以折算成金钱抵扣税收。这无疑给我们的政府如何更多、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参考文献
1 搜狐健康.http://health.sohu.com/7/0404/74/column219787437.shtml.
2 Stiglitz，JE著，曾强，何志雄，等译.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1.
3 萨缪尔森.公共支出的纯理论.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4，11:1.
4 詹建芬.管窥我国公共产品的短缺现象.中国经济时报，2003，6:10.
5 Holzer M，Callahan K.Government at Work:Best Practices and Model Programs.California:Sage Publications，1998，1.
6 王维平.以公共政策创新保证公共产品供给.人民日报，2003，6（13）:9.
（编辑子 涵）
作者单位:200135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监督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