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研经费的主体由部委们的大项目构成，而中国的科技立项，领导人会参与选择科技课题，行政人员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部委的专家甚至会参与超越其专业范围的评审。也就是说，少数人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由此衍生的权力寻租空间就造成了科技界“大项目不审，中项目小审，小项目大审”的结果
·科研活动包括研究与开发，按目的、组织方式可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开发三种类型。基础研究主要应该由研究型大学来做；应用研究是解决国家需求、行业共性等与国际经济发展相关的重要问题，可以由科研院所和有实力的大中型企业完成；试验性开发是从工厂的角度解决工艺、性价比等问题，完全由企业来完成
·不同于美国80%以上的科研经费花在“人”身上，我国的科研经费大多数都投到“物”上面去了。我们是二流、三流的人才用一流的设备做科研，但科技竞争靠的是“人”不是“物”。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培养一个博士生需要多少成本的问题
如何分配科研经费是科技体制的核心环节，尽管国家已经持续大幅度提高科研投入，“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但在中科院院士王志新眼里，微观、宏观两个层次上侵蚀科研经费的现象令人痛心，他希望尽快启动“单纯”的科技体制改革。
谈起刚过去的十一长假，鼻梁上架着一副宽阔眼镜的王志新说：“我、饶毅、施一公一直想就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给上面写一个详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关于科技和高等教育改革的建议。”这位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家本打算此次长假写出来，但最终还是没能完成任务。
王志新想在这个时间点上深入论述科技体制改革并且呈递有关部门，多少是想借助一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所引起的舆论声势。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以社论形式刊登了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联名发表的文章，两位学者表示，“为了在中国获得大的项目经费，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与有权势的官员以及他们钟爱的少数强势科学家拉关系比做好研究更重要。”饶、施二人认为这是中国科研经费尽管以每年超过20%的幅度增长多年，但中国科技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原因。
文章发表后在中国科技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王志新表示，这或许是建言的一次机会。57岁的王志新卸任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之后就回到母校清华大学继续他的酶学研究，施一公是他的同事，饶毅是他的同行，这两位执掌清华、北大生命科学学院的领军人物相继于2008年和2007年回国。施、饶之前分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担任讲席教授，是生命科学界著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与分子神经生物学家。现在，对分配不公导致科研效率低下的焦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以1978年的中国国家科技战略会议为启动，该次会议摒弃了以往科技是“非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非无产阶级”的认识，将公共研究机构剥离出研究实体并实现企业化，同时利用改革的宽松环境在研究部门与产业间搭建桥梁；随着经济改革自农村进入城市，科技体制改革于1985年正式启动，中国减少了对公共机构应用研究的制度资助，增加了公共研发基金中的竞争因素和市场机制——日后广受称赞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即在1986年成立，这时应用型实验室开始向产业实体转变，企业赞助和实施的研发份额持续增长、非政府性质科技企业的创建，都是此阶段的成果。1995年，中国政府推出“科教兴国战略”。希望强化企业创新能力及公共研究成果的商业转化，“构建以企业为中心的科技创新体系”。中国一方面实施国家研发资助计划，一方面加强公共科研机构的改革力度，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也是这个时候，王志新在其任职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始推行院所改制。
2003年，中国政府开始酝酿《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之际，坚信“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研究工作一定要培养人才”的王志新，又从中科院回到清华教书。
“科技体制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王志新对《商务周刊》说，“作为核心问题的经费分配主导权没有什么变化，十年前怎么分，现在钱多了还是那个体制在分；大家都在说自然科学基金好，但它带来的冲击力太小，所谓的强势科学家都很少去那里申请项目；具体项目分配不公，宏观来讲又分得不科学。”
“我们缺国家级的顶层设计。”多年来思考中国科技体制问题的王志新认为，“我们多年来始终不知道该怎么
管理科技，比如科技部和中科院的定位始终没有头绪。”而随着近年来科研经费的大幅增加，在科技体制未变的情况下，阻碍科学创新的机体却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结果“改革成本最小的科技领域”也形成了部门利益尾大不掉并越来越大的困局。10月8日，王志新向《商务周刊》讲述了自己对中国科研现状的看法。
《商务周刊》：最近《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社论谈到了人际政治主导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现象。您怎么看？
王志新：饶毅、一公的说法我是基本支持的。这是个一直没有解决、随着时间的推移膨胀得越来越大的问题。目前管理科研经费的部门主要有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中国科研经费的主体由部委们的大项目构成，而中国的科技立项，领导人会参与选择科技课题，行政人员能按自己的意愿来选择专家， 部委的专家甚至会参与超越其专业范围的评审。也就是说，少数人对科技立项有实质性决定权，由此衍生的权力寻租空间就造成了科技界“大项目不审，中项目小审，小项目大审”的结果。
与之相比，按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科学基金制模式运作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就较为公正。它依靠科学家匿名评审，尊重科学的自主性。科学基金采取的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由科研人员自主申报，再进行评审立项，鼓励自由探索。遗憾的是，自然科学基金尽管成功地引入了美国的模式，但对我国科技体制的改变实在是微不足道。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最新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的研发支出就超过德国，达到约1023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研发支出国。而自然科学基金直到2010年科研预算也不超过100亿元人民币，中国庞大的科研经费几乎全由部委们的大项目掌控。
《商务周刊》：人际政治败坏了科研经费分配，这是微观层面的现象。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科研活动的类型来看，这笔钱是怎么划分的呢？
王志新：科研活动通常是指研究与开发（R&；；D）活动，按目的、组织方式等标准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开发三种类型。基础研究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主要是由科学家个人的兴趣所驱动的研究活动，研究的成果通常是以
论文的形式发表，科学家也多在研究型大学里担任老师。
通俗的理解，应用研究是根据基础研究的成果，针对某一特定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活动，它是在基本的自然规律认识清楚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研究成果接受任务委托方的考评，并不一定要公开发表。基础研究是开路，应用研究则力图实现，后者是由需求驱动的。
试验性开发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获得的知识，从工厂的角度解决工艺问题、性价比等问题。这里头已经没有任何科学的成分，它不是回答科学问题——为什么，只是为了实现市场需求。
在国外，应用研究和试验性开发这两块主要由公司承担，很难具体统计比例。但它们的硬件、工艺投入额巨大，所占比例最大。从科技发达国家的经费分配情况看，基础研究总能占到一定比例，一般为15%。根据我们的估算，我国基础研究所占R&；；D费用的比值也应在15%左右才比较合适。
目前我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肯定是不够的，但我说不清具体数字。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明确哪部分研究经费属于应用研究、哪部分该用于培养博士生。没有算法，也没有人来算这笔账。
《商务周刊》：培养博士生与经费分配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王志新：博士生是从事科研活动的构成人员的必经阶段，只有从事基础研究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博士生。应用研究也可以培养人的科研能力，但更强调在使用中培养，主要是使用，因此从事应用研究的科研院所的研究主力应是博士后，而不是博士生。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也要重视基础研究，因为从事科研活动是一个培养人的过程。世界上有这么一批对客观世界的规律感兴趣的科学家，他们从事研究的同时也会给科研、产业培养人才。比如我教给博士生怎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何思考、做实验，他接受完科研训练的全过程后，毕业时就可以凭他的兴趣去做科研。他最终不一定能以基础研究为终生职业，但他的科研能力对于从事应用研究而言也是绝对必需的。
也就是说，基础研究重要，不仅仅因为“基础研究它是一切高技术的源泉”，我总结了两个更重要的目的：第一，汇聚一批真正有才华的科学家，他们对本领域的科研动向有足够的洞察能力，又可以从事第一线的科研工作；第二，这批优秀的科学家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就是指博士生。
《商务周刊》：那从国外经验来看，从事基础研究、培育一个博士生需要多少资金？
王志新：基础研究要花多少钱，我们可以算出来。首先太低的工资是聘不来合格教授的，要聘请美国10万美元年薪级别的教授，在保证实际收入的前提下国内要花40万人民币。考虑到美国人培养一个博士的总费用大概是5万美元，其中实验经费是1万美元。我们能比别人便宜1/3-1/4是便宜在人工，所以国内也给7万人民币作为实验经费，剩下3万左右给博士生养家糊口。实验室水电等后勤支撑一年需耗费大概50万—60万人民币。一般一个实验室起码应该10-15人的规模，每年2-3个博士生出入，这样的人员流动才能把实验室维持下去。
这些费用加起来，培养一个博士生每年耗资20万人民币。我国每年毕业5万余博士，连在读博士算下来共约25万名。两者相乘，国家每年只需要投入500亿人民币就可以保证我国的博士生教育。
《商务周刊》：这与我国科研经费的投入总量相比并不多。
王志新：是啊。中国的科研经费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但保守估计，落实到位情况良好的中央财政投入每年也能有3000亿人民币，从里头拿出500亿元培养博士生，这是没问题的。中国只需要把现有的科研经费用好，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我们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培养一个博士生需要多少成本的问题。按美国中等博士生的毕业水平衡量，考虑到知识背景、科研训练、发表成果等因素、我国生命科学领域至少90%的博士生是不合格的。
原因何在？你可以说它方向错误，也可以说它微观上投入不足。不同于美国80%以上的科研经费花在“人”身上，我国的科研经费大多数都投到“物”上面去了。我们国家是二流、三流的人才用一流的设备做科研，但科技竞争靠的是“人”不是“物”。说到底，我们就没有拿20万人民币培养一个博士的意图——现在博士生一个月工资才1000多块钱。
顺便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自然科学基金不起什么作用。它一年一个基金才10万元，现在自然科学基金出台了项目限制——你只能拿两个，拿满了一年20万元，只能养一个博士生！因此，任何一个教授都不能只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搞科研。
《商务周刊》：不同的时代，中国已经召开过四次国家科技战略会议，出台过多项政策，为什么在经费分配这样的核心环节仍然存在不小的问题？
王志新：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1949年以后，我们完全学习前苏联模式，小学培养小学生、中学培养中学生，大学生毕业以后去研究所做科研，研究所出了项目交到工厂里。从计划经济的角度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国家学前苏联也没学好，大学里完全没有基础研究，前苏联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不像我们分得这么开。
改革开放以后，科学管理体制找不到头绪，既不能学习前苏联也不能学习日、美。上面摸着石头过河，下面又领悟不了其精神，找不到学习的榜样，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乱做。拿我举例，我是中科院出来的。为什么不是大学呢？因为1980年代的中国高校里没有教授做科研。我的老师邹承鲁（中科院院士）做科研，中科院研究力量最强，所以研究院所招研究生就顺理成章了。但这样国立研究所的定位就乱了，按照国外经验，基础研究90%以上都应该放在研究型大学里，国立研究所（实验室）承担的是应用研究。但中科院觉得自己是国家队，从事基础研究乃天经地义的事儿。这样的话，中科院教不教学呢？不教学就会冲击高校队伍——凭什么你有时间发论文而我要教学？教学的话，功能设置又与高校重复了。结果就变成了哪里都在招研究生。
中科院该干什么，为什么要存在，整个1980年代一直在吵。但到现在也没有说清楚，而且这样的部门还不少。
《商务周刊》：中国是不是想走一条自己的科技道路？
王志新：走自己的路是很困难的，而且没必要，我不认为你能想出多少体制创新的好办法。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失败已经创建出了一套很成熟的办法，你只能说，那一点不适应你现在的时期，但是将来肯定要走这一条路。如果从头开始摸索，那得要几百年时间。
这些年来的科研经费越来越多，但还是那个体系在分配，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记得1990年代的时候，一年十几万元的经费就很多了，不像现在某些人能掌握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影响上亿元经费的去向。科研经费增加反而是给部分人员的腐败创造了优渥的条件，实在太可惜了。
《商务周刊》：在您看来，基础研究主要是研究性大学来做，中科院应该是做应用研究的，也就是说是做行业共性技术、共性问题研究的，那么科技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王志新：科技管理体系要从国家需求、科学规律出发，不能光站在部委的层面考虑问题。科学是以培养人为主的，所以科技发达国家多数都是科技和教育部门合在一起的。
目前我国科技主管部门的功能包括统筹政策、规划和组织项目、分配资金，前者可以由类似总理顾问的机构承担，后两者应当交由直接负责科研活动的组织。这些年出现了很多项目、计划、专项，这些项目、计划、专项越多，部委的权力就越大。最近的例子是要推百大实验室，一个科学家领导一个科学团队，每年投200万美元。要知道，国外一个实验室一般是以单个科学家为中心，由其学生组成团队。不可能是几个科学家构成团队。因为基础研究有很强的排他性，我有好的想法，我不会告诉你的。即便可以互补，那也不是你组织起来的。
现在所有人都说我们国家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出现了大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部委愿意出面发起改革。要说这个改革其实是最不复杂的，它不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不会涉及股市、房价，可能也不涉及到
医改，跟老百姓最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都不涉及。它很单纯，只是要你用好国家拿出来的这笔钱而已。但改革会涉及到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等部委们掌握的经费，经费的分配方式、立项等诸多环节，在部门利益已经分割好的情况下，大动是要重新洗牌的。
作者：
20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