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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济生院士寄语北医青科联

来源:北京大学医学部新闻网
摘要:青科联首届顾问委员会由韩济生、庄辉、童坦君、郭应禄、张礼和五位院士组成。韩济生代表顾问委员会在启动仪式上讲话,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科学人生中的宝贵经验,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启迪年轻人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要有超越前人的勇气。以下为韩济生院士讲话全文。詹启敏院士到任北医后,深入许多实验室检查工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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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北京大学青年医学科技创新发展联盟(北大医学青科联)11月14日正式成立。青科联首届顾问委员会由韩济生、庄辉、童坦君、郭应禄、张礼和五位院士组成。韩济生代表顾问委员会在启动仪式上讲话,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分享科学人生中的宝贵经验,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启迪年轻人正确面对困难和挫折,要有超越前人的勇气。以下为韩济生院士讲话全文。

  要创新,就是要不按照日常规则思考,必须多付出。能创新,不仅自己要加倍努力,还要有好的机会,有贵人相助。但是“机会”是偶然发生、随机而来的,可以是幸,可以是祸。天上掉下的可能是馅饼,可能是灾祸。如果是灾祸,怎么办?无非三个可能:(1)被击倒不起;(2)继续干,现在正值孙中山先生诞生150周年纪念,他的特点就是屡败屡战,继续干;(3)努力把灾难变为馅饼。这可能吗?是的,这是有可能的。请听下面的故事。

  1979年6月我第一次出国,去美国波士顿开会,坐的是国航飞机,每周飞一次,到旧金山,转机去东海岸开会;一周后回到旧金山,乘坐同一飞机回北京。一周后我开完会,按时回到了旧金山机场,但国航柜台说:“你的机票是对的。但是需要事先确认(reconfirm)乘坐这班飞机,才有位置。你当时没有确认,所以现在没有你的座位。”这真是晴天霹雳!难道要我流落他乡一个礼拜,才能回国?幸好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给我介绍一位老华侨谢伯,可以接待吃住一周。但是一周时间白白浪费,实在太可惜。

  当我从愤怒、失望情绪冷静下来后,换了一个角度思考:既然耽误旅程已成事实,是否能利用这一周时间,找个实验室请教一些科学问题。但当时没有电脑,没有网络,从何去“搜索”到附近的一个同行,请教科学问题?我只好在自己脑子里搜索。好在我当时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读文献时最好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我想到美国加州有一个Stanford大学,药理系有一位Avram Goldstein教授,是专门做阿片受体和阿片肽研究的,何不去找他学点东西。于是请人开车找到Goldstein实验室,确实显得非常唐突。见了面,我自我介绍,说明来意:我怀疑针刺可以引起脑子里产生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你是研究吗啡样肽类物质的,有何见教?

  当时英国人已经发现了脑啡肽(enkephalin),美国人发现内啡肽(endorphin),Goldstein发现了另外一种肽类物质,由17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吗啡样作用非常强,起名“强啡肽”(dynorphin),不知这种物质是否也参与针刺镇痛?他听了非常感兴趣,经过几个小时的讨论,决定给我几个毫克的强啡肽(价值数百美元),还给我强啡肽的抗体(无价)。当时他对自己发现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生理作用心存怀疑:把它注入大鼠脑内,大鼠打滚;把它注入脊髓,老鼠发生瘫痪。他很想知道,究竟在生理状态下强啡肽的作用是什么?但是如何促进自身强啡肽的分泌?他无能为力。

  回国以后经过几年努力,发现高频(100 Hz)电针主要是通过分泌强啡肽来发挥镇痛作用的。如果用强啡肽抗体去除了脊髓水平强啡肽的作用,高频电针就失效,但不影响低频(2 Hz)电针的镇痛作用,因为低频电针是通过脑啡肽发挥镇痛作用的。结论是:不同频率的电针可以引起脑内释放不同的肽类物质。换言之,在穴位上施加不同频率的电刺激,竟然可以指挥脑子产生不同的化学物质,这是很大的创新啊!

  通过20多年交往,我和Goldstein成了好友。他比我大9岁,成就比我大得多,可以说是亦师亦友。那些年我每次路过旧金山,必须到他家住一晚,聊聊科学问题,如果不去,他就会生气。我需要什么试剂,他就给我准备好。我的学生谢国玺,毕业后到他实验室做博士后,深受他的器重,甚至用中文竖写“谢国玺”三个字的幻灯片来介绍他的博士后工作。他退休以后把整个实验室的仪器、家具装两个集装箱送给我。因为他相信给了我们实验室,就是帮助了中国的科学事业。詹启敏院士到任北医后,深入许多实验室检查工作,在我办公室看见过这张Goldstein用过的桌子。他说这是文物,等新大楼盖好,他来帮我把这张桌子搬进新大楼。我当时回答:“不知我是否还等得上新大楼建成那一天?”今天听了詹主任发展北医的具体计划,看来希望还是很大的!

  Goldstein于2012年去世,享年93岁。我和他的另外两位弟子(Brian Cox,Ray Dingledine)共同著文纪念他,登载于由Goldstein创始的Molecular Pharmacology,2013年4月特刊上。

  现在回想起来,1979年由于国航要求旅客对原已订好的回程机票再次reconfirm的特例导致我“流落他乡”的灾难,竟然成就了一个新的科研方向,使一个天降的灾难变成一个特大的机遇,确实是值得回味的!

  在座的青年教学工作者,希望在你们今后工作遇到貌似不可克服的困境时,能在脑子里冒出这个“韩济生首次出国流落他乡”的真实故事鼓励自己,不要怨天尤人,不要丧气,换个脑筋,启动正能量,再努力一把,也许能渡过难关,甚至把坏事变为好事!谢谢大家!

  2016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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