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获得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杨宝峰从北京受奖归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候选人中院士云集，此次生命科学领域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人。荣誉得来不易的背后，是一个科学家日以继夜勤恳耕耘的卓越贡献。
科研就是要为了国家和百姓的需要永不放弃
作为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长和博士生导师，杨宝峰拥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学校的行政楼里；一个在
药学院的实验楼里。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办公室，而另一个则是他的精神家园。药学院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十几种外国期刊，那些全都是他每日必读的“精神食粮”。在药学院里，你会见到另一个他，不是一个身着西装的校长，而是一个穿着白服的科研人员。他自如地穿梭于各个实验室，检查学生的实验记录，了解实验的最新进展，不时还会给遇到瓶颈的学生提出新的思路……倘若你去参观他的实验室，他会自豪地向你介绍，这个实验是在做抗
心律失常药物的研究，那个是在研究
骨质疏松对心律失常方面的影响因素……探索生命的奥秘令他乐在其中，他说这里是他最舍不得离开的地方。
“做事执着是宝峰校长最大的特点。”这是杨宝峰的好友兼同事吕延杰对他的评价。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发现心律失常是一种心脏电活动的紊乱，细胞内钠、钾、钙等离子电流异常是其发生的重要原因。当时，国际
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离子通道研究热，几乎所有研究心血管疾病的人都在研究它。
但是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抗心律失常药物的总有效率也仅为30%到60%，许多研究者都因研发工作前路渺茫而黯然转向。
这个时候，杨宝峰没有退缩。回想当初的决定，杨宝峰说：“心血管疾病被世界公认为人类的‘杀手’，我国每年因恶性心律失常猝死者近百万人，国家对这方面的科研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必须想国家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科研这个岗位，太需要有人去坚持、去奉献。所以我决定要继续研究下去，即使我失败了，也可以总结出经验，告诉后人和同行。”
然而，杨宝峰和他的团队是幸运的。2000年，杨宝峰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抗心律失常药物最佳靶点假说”。此后，他在这一领域的科研成果接踵而来：首次揭示心脏M3受体和心律失常的关系，首次发现导致恶性心律失常的新靶点——miRNA……一次又一次，杨宝峰和他的团队用他们的执着和勤奋，向世界证明：“中国的科学家是聪明的，是刻苦的，中国人在这一领域牢牢地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
造就一支拥有创新之魂的团队
杨宝峰是一位非常注重创新精神的校长。无论是对本科生参加全国“挑战杯”比赛的科技项目，还是研究生们做研究时的新想法，他都会给予巨大的支持。在科研工作中，他总是一再叮咛自己的团队：“尽量不要重复别人走过的路！创新永远是科研的灵魂，国家给了我们这么多经费，我们绝不可以外国人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对人类健康有重大贡献的事情，是外国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在学校里，杨宝峰更愿意为学生提供一个开放轻松的科研氛围，提倡学生开拓思路，各抒己见。有一次，在博士生的开题论证会上，就出现了学生与他意见相左的情况。杨宝峰认为应从整体动物入手获取资料，而他的学生认为应从心肌梗死和细胞凋亡入手获取资料更具说明力。但是经过了认真地思考和分析之后，杨宝峰欣然同意了学生的想法。
在哈医大，杨宝峰是上座率最高的老师，他的课堂上总是座无虚席，甚至还常常会有外专业的学生去站着听课。杨宝峰的学生单宏丽说，杨校长对生命科学的许多领域都很熟悉，听他的课你会感觉你的视野被无形中拓展了，思路也变得开阔了。比如，以前人们只是发现M3受体在腺体和平滑肌细胞上显现了功能，于是杨校长就提出M3受体会不会在心脏上也起作用？而后来的研究结果也证明，这是一个很好的科研思路。而这一点就是杨宝峰的独到之处，他总会用好的思路点拨你，从而引发你对科学探知的巨大热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
懂得放手、敢于放手是杨宝峰作为导师的一大特点。对于董德利来说，导师杨宝峰一直是他科研路上的启蒙人和领路者。1996年董德利考取研究生后，杨宝峰就抛给了董德利一个研究项目。那个时候人们发现黄连素有抗心律失常的作用，于是杨宝峰就决定让董德利做这方面的研究。实验需要用连有电脑的仪器来测定黄连素对细胞钙的影响，但当时他的电脑水平还停留在打字阶段，为此他还被导师送到301医院的实验室中培训了一周。这个研究项目对董德利来说收获巨大，他不仅在其中学到了大量的医学知识和电脑知识，而且还练就了独立攻关的能力，出色完成了硕士毕业
论文。
科研的基本要求就是严谨，在这方面杨宝峰最重言传身教。他的学生潘振伟对此印象深刻，导师总会检查实验室是否整洁，操作台的用品是否回归了原位。导师认为这些微小的细节都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和实验结果的准确，做实验不能马虎，对于生命课题的研究更不能马虎。
用科学的思维培养人、
管理人
杨宝峰为人温和，但治学很严格。杨宝峰曾在省内的医科院校中率先提出博士毕业必须要有SCI论文。此事曾在学校引起很大争论，许多老师都认为，这样太过为难学生了。有30多个博士生甚至还集体跑到校长办公室，与他讨论此事。杨宝峰最终还是坚持了这一决定：“我从读本科开始，走了许多国家，去了很多大学。所见、所闻让我一次次深刻地感受到，我们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与国际接轨。如果我还不要求他们用英文发表论文，那就是误人子弟。我们必须用英文在世界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这样我们才能在医药学领域发声，获得话语权。”几年之后，杨宝峰的这一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一位博士生从哈医大毕业后，一年发表了3篇被SCI收录的文章，一举成为国内医疗影像界的新星。
杨宝峰的学生初文峰原本学的是俄语，考上研究生后，他便开始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他说，无论多难，英语都是必须迈过的一道坎。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会议，都要用英文，不会英文，就等于失去了与世界对话的资格。而学俄语出身的他也是因为修习了英文，才得以在美国顺利完成了学习任务。而在这方面，他的导师杨宝峰就是他最好的榜样。导师以前学的也是俄语，可是现在却可以每学期拿出至少30学时用英文授课，并且至今导师仍然保留着每日晨起读1小时英文的习惯，而他这个做学生的就更不敢有所懈怠了。现在，哈医大药学院每周都会举行一场研究生学术讨论会，每次都会有3位研究生上台用英文做学术报告。
如何让一所处于边疆省份的大学，永远拥有不竭的发展动力？杨宝峰同样在其中找到了制衡的最佳“靶点”。最近，在哈医大及其附属医院中，大家议论得最火的一件事莫过于教授分级。而此举也是杨宝峰新近推出的“新政”，按照这个新制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办法，即使是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教师和专家也将按业绩被分为4个级别，逐级聘任。
“在我们的大学和附属医院中，很多人在40岁时就评上了教授，当上了博导。人的惰性是天生的，许多人都认为到了这个时候可以歇歇了。如果这样的话，这就演变成了新时期的‘大锅饭’。想要跃升为高水平大学，我们就不能这样止步不前。所以我必须打破这种局面，我们将教授进行分级，也是希望让他们能切实地感受到人类对科学知识的探求是永无止境的，攀登科技高峰我们永远不能懈怠。这不仅是我对他们的要求，更是我对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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