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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良志，男，1966年生。1987年获大连理工大学学士学位，1990年获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1991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92年进入生物工程技术中心主任王义翘教授实验室攻读博士，1996年获得生物化工博士学位。首创以化学计量模型控制的动物细胞高密度流加培养工艺技术，1994年将单克隆抗体产量提高到2400毫克/升，比当时文献报道最高水平提高10倍以上。2002年回国，兼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科大学细胞工程中心主任，教授。从事采用动物细胞培养技术生产蛋白质和病毒载体等生物药品的研究开发工作。2009年入选中组部第一批“千人计划”。
9月12日上午，由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主办、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承办，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和国家外专局等单位鼎力支持的“首届国际青年生命科学家亦庄论坛”在北京亦庄开幕。为进一步了解青年科学家论坛的意义与目的、科学家创办创新企业的难点与效益、生物医药领域的现状与前景等问题，科学网记者对“千人计划”教授、北京义翘神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谢良志博士进行了专访。
谢良志对青年学者关心的成长平台问题、医改药价等民生问题、“短平快”的经济文化如何转变成长远的创新模式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建设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新技术公司，改变国产产品低成本低质量的固有形象，从而达到国内科研界信任国产试剂、国内企业助力国内科研发展的良性循环。
青年交流：给“非知名”学者一个展示的机会
问：您为什么会想到承办第一届国际青年生命科学家论坛？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下该论坛吧。
答：在美国，青年科学家和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机会来培养表述能力，因为做科研的人要能把你的成果表述出来。他们可以通过研究生期间的组会，定期地把自己的研究进展、成果给同学老师讲出来，接受批评和建议，来锻炼自己的沟通能力。在毕业之前，学生还会有一两次机会，走出校门，在学术报告上给别人讲自己的内容。这里做报告的形式包括口头学术报告和做墙报两种。
在我们国家，生命科学的会议很多，但通常来做报告的都是知名科学家，比如国外专家像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是国内的院士、知名教授。这使成名成家的科学家有很多交流的机会，但是科研力量的主体——青年科学家，比如高校讲师、研究生，并没有很好的展示平台。我们国家以后的科研创新，无论是在高校内还是在产业界，主力军都是这些青年的科学家。所以我想在生命科学领域举办这样专门针对青年科学家和学生交流合作展示的论坛，给他们一个平台。我们请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来作报告，同时设立一些分会场，请一些国家千人来做主席，请青千和教授来做报告，同时留足够的机会给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希望他们来作报告、做墙报，而不仅仅是来听会。
问：那这样一个“请青年科学家”作报告的新概念的论坛，在创办之初也会遇到类似于青年学者不够支持的困难吧？
答；是这样的。学校的老师也没觉得学生出去作报告很有意义，他可能就不鼓励。学生之中没有这个氛围，你给他机会他也不太敢。这个可能需要经过几年的宣传和习惯。还好开发区的领导很重视很支持，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为国家做事。生物医药产业需要大量的投入和人才，在这方面需要领导看得远。举办大型论坛在短期看是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如果能培养更多的人才，人才的水平更高，也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论坛邀请了很多国家千人和知名学者。如施一公教授，他也很支持青年学者交流。他会在闭幕式做报告。还有美国科学院院士Robert Desimone，芝加哥大学教授、神经生物学专家Sangram Sisodia等国际学者到来。但是唱主角的是青年学者和学生。这次学生做口头报告的不多，大概在20%左右。我们从发来墙报的人中挑不错的来做口头报告。这次与会的有将近300人，覆盖80多所科研机构和高校。我们希望把这种青年学者论坛机制建立起来。
本次论坛涉及了一些热门领域，包括干细胞治疗，抗体药物，结构生物学等，希望国内科学家相互了解相互合作。
问：这次论坛，我们既看到了很多生物行业的领军人物，也看到了不少的高校师生。请问作为一个新概念的学术论坛，这些人是怎么邀请过来的？
答：我们得到了千人计划联谊会、科技部人才交流中心和国家外专局的支持，这些科学家也愿意参与到推动青年学者的交流互动中。我们也在高校中做一些宣传，希望这个论坛对大家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后有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这个平台来。高校学生参与会议的习惯是“听”，只旁观不参与。像美国化学学会年会，一个上万人的会议，参与者80%是研究生，参会人员大部分会做墙报作报告，会有收获有锻炼。
生物医药：先进的技术与不先进的文化
问：公司为什么起名叫“义翘神州”？是因为您的导师是王义翘教授的缘故吗？
答：王义翘教授8岁就到了美国，后来成为了生物技术领域在国际上的泰斗级人物。他很想为中国做些事情，很想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在2007年创办这个企业时，征求他意见说希望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他也很高兴。正好他这个名字，义，是道义，讲我们做生物医药的人解决病人的问题，是对人类健康的道义；翘，是翘楚，表示我们要作高端，做好药，符合我们做生物医药企业的理念。
问：我们常说“二十一世纪，最重要的是人才”。企业推出了大量重组蛋白、抗体、ELISA试剂盒产品，而且产品数据殷实，可以做到这些，说明公司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研发和质控能力。那么义翘神州在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上有哪些经验？
答：做生物医药第一是要人才。重复的工作意义不是很大，在创新工作中，人是最关键的。我们国家人数很多，但是真正做创新的人才还是有限，我们一边自己培养人才，一边也从国外引进人才，双管齐下。
我们国家从事生物医药产业和研究的总人数是非常庞大的，但在北京招募到人才，一些户口、生存成本的压力使招聘更具挑战性。从对企业长远的发展来看，我们要做得更好才能把人才留下来。另外企业文化要能解决员工的诉求，使他感觉到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贡献几十年是可以做出成绩的，做出高质量的药品是可以创造社会价值的。
问：我们高校和院所里从事生物方面学习研究的人数确实不少，但是生物专业的就业在每年也是会被“亮红牌”的。大家反映出来的要么是转行，即便在生物公司里也大多从事销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答：大家都知道生物医药的重要性，所以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员很多。而高端人才主要流向了出国读书和跨国企业两个方向，人才普遍认为外企更有出路。其实我们国家自己的民族企业的创新能力也已经起来了。国外公司有很多年的基础，可能你一去就能产生效益。但我们自己的企业从零创业，需要从业者有更长远的眼光。
转行不做研发，而做销售，同样反映出一个只看到短期效益的问题。我们的企业太多，所以大家都在拼销售。一个国家大家都把人才送去做销售了，就不可能有竞争力。企业首先得有好产品，不用销售也会有销路。这跟医院的采购情况、招标模式有很大关系，也需要一定的医疗改革。让真正好的东西不需要拼销售就能走到大家面前，才能建立起国际化的品牌。
过去的20年里，很多企业急功近利，不追求品牌质量回头客，因为可供推销的人足够多。但是某一个实验室上过当了就不敢再相信国产试剂了，这影响了我们整个国产生物医药领域的口碑。越高端的、经费充足的实验室，越依赖国外的试剂，这是恶性循环：我们把钱送到国外去了，民族企业起不来，我们还要到国外去买东西。这个风险是很大的，试剂是消耗品，假如天灾人祸，比如冰岛火山，国际航班进不来；比如与一些国家经济纠纷，我们被制裁产经往来，试剂送不过来了，一般实验室也就支持3-6个月。
问：但是我们在一些应急传染病方面的反应还是非常快速的，走在国际前列的。为什么在基础领域的产品反而得不到国际认可呢？
应急传染病方面的成就，比如埃博拉、H7N9病毒出来，我们做科研试剂是全球最快的，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成为了主流的供应商。国外一些传统的公司可能比我们还要晚一两年，那时应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但传统的国际品牌已经很知名了，我们一个新公司去跟他们抢生意很困难。但新的药物方面的研究在国际上是空白的，我们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一定的认可度。我们在应急领域的领先也是个突破口，让我们克服国外科学家对中国公司的观念，对我们国家制造业低成本低质量的印象，像化妆品、衣服鞋子、手机、玩具，大家认可的都是国外的。其实这些技术都不难。
改变一种认识习惯需要时间。比如我们80%的试剂是销往欧美国家的，在国内的认可度反而很难上去，因为大家对国产试剂早就灰心了。
科学创业：长远眼光下人才技术与资金的良性循环
问：回国创业至今，您觉得最困难是什么？
答：做生物医药的创新，充满了困难。一是品牌问题。国外也不认可中国公司的产品，国内也不认可国产试剂。这里有很多历史客观原因。我们国家的传统行业，都是短平快的，像房子盖完了就卖，立刻产生经济效益，大家就很喜欢。生物医药是独特的，它需要10-20年的研发周期，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产品。很多人不愿意等。
二是生物医药产业全流程受政府严格监控。进临床需要批，做出之后的招标定价也很严。原来的药企主要做仿制药，评审很简单，只看做得像不像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国家有能力了，鼓励原创，一个在国外没出现过的东西怎么评怎么审，需要国家更多的投入。法规上也要创新，政策环境也是需要改变的，适应从仿制到创新药的新形势。目前政策比几年前好多了，但是仍不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
三是人才问题。大家愿意出国，愿意做销售，这需要改变一代人的思想观念：创新才能真正的创造价值。不看长远而看眼前利益，是这几十年来的一个文化缺陷，这需要从基础教育做起来。
四是资本支持。一个公司不盈利很难上市，但是15年的创新周期使公司在前15年不能盈利，盈利需要做低成本的仿制药，这就又进入了恶性循环。药企利润率只有5%，怎么能拿20%做研发？大众也要认识到，健康是无价的，药也不能像普通商品那样只看成本价。药在全球对人是很重要的，但是所有药厂的总销售加起来只有1万亿美元。与全球GDP60多万亿相比，相当于全球人们在药上一分钱不花，GDP只减掉1.3%。
问：药要是贵了的话，百姓也承受不了。这要如何平衡药价与药企研发积极性间的矛盾呢？
答：很多人不知道药品研发的风险成本很高，高价药的价值总高过一瓶几千元的白酒吧。药企利润高了，吸引更多的人来做研发，最终受益的还是绝大多数人。欧美国家也在打压药企，认为健康保险付出比例高。所以过去十年全球药品的发展是下降的。过个几十年，人类经济发展可以满足各种需求，最终还是回到健康上来。另外，国外药企10年的缓慢发展，也给了我们一个赶超的机会。
说到解决药价的矛盾问题，还需要医保制度的帮助。我们的医保要改变保险的根本目标。国外的保险，低的不管，上不封顶。真正保险是要保没有上限的风险。生一些小病，哪怕贵一点，几千上万块钱，大部分人也是能承受的。把钱应该用在生大病的器官移植、罕见的遗传病上，让大多幸运的健康者去保护少部分不幸的人，才是保险真正的意义。大家没有生大病花大钱的后顾之忧后，可以更好的拉动内需，加强国家财政投入，使社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医药上。有了更好的投入，我们可以做出更高端的药，甚至走向世界，赚全世界的钱，不要让百姓花了钱吃了不该吃的药，最终国家GDP质量也不高。
问：做为从科研工作者到生物企业领袖成功转型的代表，您对有创业梦想的当代青年生命科学家有什么人生经验上的指导吗？什么样的人适合到企业里工作？什么样的人适合在生物医学领域创业？
答：生物医药行业的创新创业相辅相成。做药周期长难度大资金支持大，需要规模经济。一个科学家有了应用型研究成果，也不一定非要自己创业，可以到一个成熟的企业寻求一个平台，以产生商业价值和社会效益。科学家的成果可以转让，到企业合作可以更快地转化为社会效益，成功率也更高。
医药创业要谨慎，盲目的创业反而浪费资源和精力。一个相对单一的好技术，本来可以起到一些较大的作用，但如果你只把它孤立出来成立一个小公司，反而会局限它的应用。行业特殊性决定小作坊模式不大能够成功，因为生物医药领域交叉学科的复杂性非常高，不是靠单一的技术就可以。
另外需要创业者长远的眼光和耐性。医药行业的创业过程中有很多想不到的困难，很多企业存活周期不到3年，因为短平快的方式做药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很多人可能不愿意等待的，有些技术甚至不成熟就创业仅仅是在试，也浪费社会资源。
问：年轻人到生物医药企业工作将会面对哪些挑战？您期望您的员工有哪些特点？
答：有所成就的年轻人，必须要做长远的规划。干两三年，不断折腾，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一点上，我对企业和个人的要求都一样。我们的员工大多数是应届生，也是有长远目标的，否则他不会来。他们希望来做一个事业，而不是一个工作。抱着找一个工作的态度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我们生物医学，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产业化，知识内容的更新都非常快，在学校学的只是基本的技能，要在工作中不断思考才能跟上形势。长期的培训和思考提高，是非常重要的。愿意思考学习的，才能成长起来。我们国家的基础教育基本功很扎实，大家的误区是不知道学的东西要怎么用。中国人聪明、勤奋，缺的是目标。不知道怎么用知识的时候他动力就不足。有的基础你不知道有什么用，但是没有基础到企业里很多东西又学不会。
此外还是得有兴趣。对行业不了解，看不远，那会学得很枯燥。有的学生在学校不知道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用，当他知道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某种药物的时候再去学习，大不一样。我以前不知道蛋白的药能把人救了，想象不到，有这个之后，我对行业的兴趣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是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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