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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前夜市场化破局
近20年破局，长庚医院和明基医院5月份先后获准开业。其时间恰在中国医改方案公布的前夜。长庚医院曾是台湾地区医改的“鲶鱼”，颠覆了台湾医疗市场的格局。现在两医院适时而至，在中国大陆不同于彼时台湾的给定条件下，是否依然会带来“鲶鱼”效应？更进一步的是，两家台资医院的试水，会否给中国医疗市场开创一个竞争性的制度空间？
当妻子陪同岳母走进长庚医院诊疗室时，黄先生舒了口气在门口一排等待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价格不贵、环境非常舒服、态度好、看病程序人性，为什么不来？”面对记者的问题，前来就诊的黄先生反问。
从黄先生看来，这些特点足以吸引他从厦门岛内(市内)驱车20分钟带家人来看病。这已经是黄先生第二次带家人来厦门长庚医院。“看到宣传后，我岳父来看病，花费5000元，做了一个切除囊瘤的小手术，不比市内公立医院贵。”
2008年5月6日，离厦门岛内20多公里外，位于厦门海沧区新阳工业区内的厦门长庚医院宣布正式开诊。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长庚模式已经被外界与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的医改方案进行联系。
“鲶鱼来了！”大陆医疗界人士脱口而出，这是本报记者在厦门一周时间内不时听到的字眼。
25年前，以台湾长庚医院为龙头的民营医院，最终冲破了公立医院垄断藩篱，以效率竞争获得了市场空间，并改变了台湾医疗体系生态，让台湾的医疗卫生公立民营供给格局从8：2倒转过来，变成2：8。同样是“长庚系”的厦门长庚，能否在大陆几近垄断的公立医院格局中，撕开一个口子？
长庚模式
对于医师收入和开药多少之间的敏感内容，长庚也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医师收入不跟开药多少挂钩。”厦门长庚医院总执行长潘延健表示。
“终于看清柜台那边的脸了，有种平等的感觉。”看病的第一步，就让黄先生感到很舒服，而他平时所去的医院，柜台设计总让人觉得“在求他办事似的。”
厦门长庚医院管理部经理戴兴业告诉记者，在门诊高峰期，医院各柜台功能如挂号、交费等可互换，减少患者排队时间。有特色的还不仅仅是此，看病的每个环节，都使得黄先生印象深刻。
“拍片子”是看病通常需要的，但这一次，黄先生的岳母拍完后，不需要等在放射科门前拿“片子”，而在给她看病的医师诊室那里，一台专用看片的显示屏即时就看到了放射科传来的成像。
如门诊医生开出处方，患者到收费处交钱的同时，药房便可在电脑里获知这一处方，提前为他准备好药品。而患者在药房拿到的每种药品都有一个袋子包装，袋子上粘贴着电脑打印出来的清单，上面显示药品种类，厂规、服用方法和禁忌等。
除此之外，长庚另一个特点也被黄先生体会到了——看病始终是一个医师负责，即同台湾长庚一样，厦门也实行主治医师负责制，也就是说，患者从门诊接诊到住院手术，所有的治疗过程都由一名医师负责到底。
黄先生感觉到的只是长庚模式的部分，还有很多看病者看不到的内容。
相比大陆医院，厦门长庚医院药房更有话语权。患者拿到的药，要经过药房4道审核程序，看处方、药品、药量是否准确。药剂师还可根据自己专业判断处方中药品种类、剂量是否合适。如果不合适，药剂师有权对处方提出修改意见。
“成熟的药剂师对各种药的药效、不良反应、化学物理成分掌握的知识更多。”厦门长庚医院药剂科主任黄柏榕称，药剂师不是像仓库管理员那样简单把“货物”拿出来就行了。
对于医师收入和开药多少之间的敏感内容，长庚也有自己的处理办法。“医师收入不跟开药多少挂钩。”作为医院管理经营部门“总统领”，厦门长庚医院总执行长潘延健尽管表示不便透露细节标准，但肯定称“与开药多少无关”。
“尽管医师之间相互不知道到底拿多少钱，但一些指标基本上是透明的。”曾在北京301医院工作的医师罗成华称，如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不同资历，相应的拿一个相对固定的工资。
挑战刚刚开始
这种缺乏“社区首诊制”和“转诊制”的卫生体制，使得台湾总体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保基金产生收支危机，因此，台湾业界也一直对此指责不断。
厦门长庚能如愿实现台湾的成就？一切还不那么简单。尤其在政策依赖度比较高的医疗领域。
首先，地理距离厦门岛内(市区)，没法满足公众“就近看病”的习惯。从厦门岛内驱车到达厦门长庚医院花费时间并不多，20分钟即到。但必要要通过海沧大桥和海沧隧道，通行费要单花12元。
“是有点远，没有私家车的人估计不会过来看，除非大病。”黄先生表示，第一次来看病花了50元打车费。
而就在黄先生家所在地属于市内繁华地带的思明区，就有一所三甲医院——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通常看病去那，但人比较多”。
本报记者获悉，长庚选在市外还有更广阔的目标。因为，医院现在位置距离城市漳州40公里，距离泉州100公里，周边地区医疗水平最高的就是厦门。到厦门就医，必要经过长庚医院。
除此，长庚的看病模式也面临着患者和大陆医师习惯的考验。
“开了检查单今天不能作，还得约下回来，但下回来检查还得再挂号。”在医院周边工厂工作的湖北人小谢有些发愁，再来趟不仅需要时间，而每次挂号费11元让她感觉“夜班加班费又没了”。
由于长庚医院看病、检测、复诊采用预约制，这不符合大陆患者习惯——“来一次就把出诊、检测、诊断都完成，不用再来了。”
相比上述医疗习惯、程序而言，如何和相关医保体系和大陆新医改方向对接，更是厦门长庚需要面对的。据了解，厦门市约有10万台商及眷属，这是厦门长庚需要争取的范围。
而台湾是“全民健保”的医疗保障体系，台商习惯看病直接使用健保卡(医保卡)支付费用。但目前医院还没有取得台湾“中央健保局”定点医院资格。
同样，目前厦门长庚医院也还不是厦门市医保中心的定点医院。
长庚医院是在台湾医疗体制背景下发展起来，离不开其大卫生体制。台湾卫生体系有两个特点：一封闭性，医师和医院是雇佣关系，医师不能兼职，或同时在两所医院工作。其二，台湾大医院准许门诊，而医院也是通过门诊来吸引住院病人，即大医院大门诊。
这种缺乏“社区首诊制”和“转诊制”的卫生体制，使得台湾总体医疗费用居高不下，医保基金产生收支危机，因此，台湾业界也一直对此指责不断。
尽管新医改方案尚未出台，但从目前消息看，发挥“社区守门人”，实施首诊和转诊制也被纳入决策视野。如果新医改明确了门诊首放社区医院，大医院不再提倡门诊，并用医保形式予以支持。那么，如果厦门长庚也纳入大陆医保中，其大医院大门诊的模式会面临医保支付方式的制约。
八年拉锯
按照当时王永庆的规划，总投资金额达150亿新台币(约4.36亿美元)，在大陆筹建三座长庚医院，床位规模一步到位，包括北京长庚医院5000张、厦门长庚医院3000张、福州长庚医院3000张。5000张病床是很么概念？它将超过国内现有任何一家医院的规模，是当时北京协和医院的4倍(其床位数约1000张)。
一切来的并不容易，这是一场八年的拉锯。
驰骋塑化、电厂、半导体，并在台湾医疗市场占据半壁江山的台塑集团掌门人王永庆，在大陆布局医疗体系的梦想一波三折。
早在1989年，王永庆在大陆建院的梦想就呈递到了主管卫生行业的最高部门——卫生部。鉴于当时的法规，这种想法在大陆业界来看，仅是一种构想。
2000年之后，构想似乎找到了“落子”的依据。
2000年，中国大陆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开放外资、台资以合资方式开设医院。由此，台资企业“医疗西进”的大门在法规上已没有障碍。
此时，王永庆开始正式启动“人马”谋划布局，布局和设想令人惊叹。
2001年秋，王永庆为推动在大陆建设医院计划，专门成立了“大陆长庚医院专案小组”，负责大陆4地长庚医院的推动工作。
按照当时王永庆的规划，总投资金额达150亿新台币(约4.36亿美元)，在大陆筹建三座长庚医院，床位规模一步到位，包括北京长庚医院5000张、厦门长庚医院3000张、福州长庚医院3000张。
最初的形势似乎很乐观，“一路绿灯”。
在福州，福州市在金山开发区预留了100公顷土地给长庚，北京提供的备选地址位置更加诱人——在北四环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边，占地148公顷。而由于地理位置缘故，在厦门的选址方式颇为特殊，即以填海造陆方式造出建院需要的土地面积。
然而，2002年5月前后，三地项目均被暂停。
选址问题被一度认为是主要原因。这种分析首先来自北京项目的选址换地到最终搁浅。由于当时有卫生行政部门提出，按区域卫生规划，当地医疗资源已经比较充分，此处不适宜再建大型医院。选址地点换到了昌平区回龙观镇的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区，这离之前的选址地点北移了20公里。虽然远离了市中心，但规划规模以253公顷的面积得到近倍扩大。
选址不合适继续被提出来。这一次是环保、生态原因。来自相关专家的分析说，这个选址是湿地系统，该场地农田不仅是生物多样性集中的地域，而且也有调节该区域的地下水。是否建和如何建的问题上，专家评估小组争议较大。
当时王永庆坚持独资，但这并不符合大陆中外合资医疗机构审批条件。根据法规，不允许外商包括台资独资在华开设医疗机构，必须是以合资、合作的方式进行。在投资总额不得低于2000万人民币的前提下，外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中所占的股权或权益最多占70%。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说，当时有地方部门曾要求长庚医院把董事会的三个席位留给中方，但遭到王拒绝。为什么王永庆偏向独资？熟悉王的人士分析，台塑的投资一向都是独资，如果无法独资，最后往往会取消投资计划。原因是台塑是“中央集权”式管理，王永庆信奉自己的经营理念，合作容易产生意见不同，反而干扰做事情。
独资不行，而“非公的非营利性”似乎更难以落地。
“台资大部分想在大陆建非营利性医院。”台湾医院协会名誉理事会会长张锦文对记者表示。按目前大陆法规，民营或中外合资一般都归为营利性。
除法规外，长庚在大陆布局的落空还在于它可能破坏了现有利益格局。当时凡是长庚有意落户的地区，医疗界坊间“高薪挖医生”的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当地大陆公立医院院长们揪着心。于是这样的说法开始流传：各种渠道开始游说政府高层，阻止长庚进入。
“尽管这种说法无法得到确切证实，但长庚进入对公立医院产生竞争，多少会有些影响的。”一位厦门当地卫生人士表示。
厦门着陆
“我们跑了几十趟北京，尽量争取政策空间。”厦门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如长庚在大陆的医院需要很多台湾籍医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但相关政策对医师在大陆能否执业、执业时限有严格限制。
时间到了2003年，厦门长庚项目出现了转机。
“该年台塑集团又重提申请厦门长庚医院项目。”黄如欣告诉本报记者。从2002年履新厦门市卫生局局长后，黄如欣一直参与了该项目的全过程，“市委、市政府很支持这个项目。”
再次申请，除了等待，似乎比较顺利。到了2005年5月，厦门长庚医院最终获批，但性质上表明了两个显著特点：“中外合资和营利性”。王永庆操作方式还是回到了规定的政策框架中。
具体的操作方法是，王永庆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成立华阳投资公司，代表台塑集团运作长庚项目。在大陆，与厦门海沧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公司投资总额118998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为39666万元人民币，中方以土地作为出资方式，折合人民币11900万元，占30%；外方以其在中国境内合法获得的人民币利润、外币现汇和设备作价出资折合27766万人民币，占70%股份。经营范围为综合医院医疗服务，经营期限20年。
至于“床位数”，2005年5月23日，卫生部发下批复文件显示，厦门长庚医院准许设立2000张床位，但这是台资在大陆获批建院的最大规模。同时，王永庆的综合性医院梦想总算在大陆落地。根据卫生部批复，厦门长庚医院被准开设42个科室。
虽然王永庆回到了中规中钜的操作范畴，但某些政策调整已经启动了。
“我们跑了几十趟北京，尽量争取政策空间。”厦门市卫生局有关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如长庚在大陆的医院需要很多台湾籍医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但相关政策对医师在大陆能否执业、执业时限有严格限制。长庚医院周边还有一大片空地。
厦门长庚医院管理部经理戴兴业对空地的用途，向本报记者进行了详细描述：“我们要建厦门长庚医疗园区，首期是综合医院，二、三期是教育、养生发展区，总用地面积规划约70公顷。”
王永庆没有忘记复制已在台湾实践比较成功的长庚教育系统和健康保健系统。
1987年，王永庆创办了长庚医学院，1997年改制为大学。长庚医学院为台湾长庚医院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质的卫生人才。
2005年，王永庆在台湾投资500亿新台币，成功经营了“养生文化村”，即王永庆式养老村。
“办教育可能比较难，但养生村有可能。”对王永庆的庞大理想，北京一位专家分析说，教育突破体制上的困难要比医疗更多。
“非公的非营利”难题
高级公关是最深、也是最高目标。“通过医院，能结识很多领域人士，为企业发展搭界更多平台。”
王永庆放弃了在台湾一直运作的“非营利医院”的标签。
在台湾，王永庆进军医院，概括起来有三大原因。首先是医疗是个正效应，能带动和提高相关品牌品质；二是经济因素，即合理避税和扩展产业链；如厦门长庚医院病房价值5万元的床就是台塑集团下属企业生产的。
三是医院是一个高级公关场所。
高级公关是最深、也是最高目标。“通过医院，能结识很多领域人士，为企业发展搭界更多平台。”
但在放弃了“非营利医院”标签之后，留给厦门长庚医院的是一个新的难题。
“无论什么目的，只有是公益性的，为什么不要？”上述北京研究改革的学者称，“关键是建立一系列监管制度，让其效果是公益。
“我们本来走的不是高端路线，三年免税期后，生存压力不小。”作为医院总执行长潘延健表示。
在台湾，王永庆所办长庚医院一直采取财团法人形式即属于“捐赠”、“慈善”性质，而根据相关规定，财团法人必须投资公益性项目。而大陆法规中，还没有财团法人的概念，尤其在医疗领域。
“社会资本包括外资如何举办非营利性医院，在政策上是模糊的。”北京和君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纪恒解释说。
事实上，如果是单纯外资投资营利性医疗机构，审批比较简单：取得卫生主管部门设置许可后，报请商务部门审批、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即可。而厦门长庚医院最终获批也以此规定设定。
理论上，非公非营利医院设立也没有明确法规障碍。厦门市卫生局医政处处长周文表示，民营非营利性医院审批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赢利部分不能分红，二执行公立医院的财务制度，即收费和定价。“在审批上没有数量限制，不需要执行区域卫生规划。”
还有，在缺乏独立、透明的会计审计制度的背景下，资本和“非营利”是否真的“搭界”，也不由得不使人担心。
“我国没有全程财务监管，无法考量真实财务，如何退出？”当民营营利性医院提出转为非营利性医院受阻时，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张宗久给出如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