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化社会，并不把精力浪费在改变人的本性上边，而是在对人性的清楚认知之上，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
近日，一篇题为“四川大学海归教授丘小庆在《自然》杂志造假蒙人”的帖子在知名网站“新语丝”上炒得沸沸扬扬。丘小庆是否涉嫌造假目前尚没有定论，但是，他与其他六名合作作者之间在公众面前一来一往的纷争却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一件旧事。
那时，我到美国波士顿才不几个月，同时抵达的哈佛医学院的朋友就告诉我说：其导师接到过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揭发另一个中国人寄给该院的申请纯属造假。朋友不知孰是孰非，只好说揭发信的作者如此作为肯定不是为哈佛的利益着想的。
今天，国人早已在美国校园中构成了最大的外国留学生群体。不少美国大学也早就知道对中国人所提出的申请材料要存份戒心。但是，这份戒心的存在到底应该归咎于谁呢？是该怪罪那些动机不纯的揭发者，还是该怪罪那些心术不正的造假者呢？
国人向外国人揭露自己同胞造假，当然会激起我们本能的反感。若再加上个揭发者动机不纯的话，或许会引起我们的憎恶和仇视，甚至会触发我们关于国民劣根性的联想。
也许吧。只是，不管揭发者根性如何卑劣，动机如何不纯，他们揭发的情况是否属实却不应该以他们的品行和动机作为评判标准。丘教授是否造假，只有在独立公正的调查之后才能结论。
就目前已经披露的情况看，对立的双方确实是存在着商业纠纷。这不奇怪。绝大部分揭密者从来都是内部雇员或合作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真实情况。
黄禹锡丑闻最先就是由其实验室雇员捅给媒体的。而且，这些人之所以揭秘，极有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怀有什么的崇高的情感。恰恰相反，他们如此作为或许只是在泄私愤，图报复。丘教授的合作者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花了一两百万，而买下的却是个没有任何用处的专利，在得不到对方积极回应的时候，才捅给媒体的。
即便如此，也无可厚非。
去年，20世纪最有名的揭密者“深喉”身份暴露以后，我曾给本报写过一篇题为《“深喉”未必崇高》的评论，指出“深喉”向媒体秘密披露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的种种违法行为，极有可能是因为不满尼克松没有按自己预想的一样任命他继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然而，他的告密行为依然导致尼克松黯然辞职，保护了美国尊严。
一个优化社会，并不把精力浪费在改变人的本性上边，而是在对人性的清楚认知之上，建立相应的社会机制，以使人的所有属性——包括自私、虚荣、报复心理等一些并不高尚的属性——都能服务社会。
尽管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揭密者大多怪癖、自私、不合群，但是，美国依然制订了一整套保护他们权益的法律，允许媒体保护他们的身份和隐私，因为他们的存在对一个健康社会免于“病菌”和“毒瘤”的滋生十分必要。
当今中国人大多抱怨假货横行，谎言充斥，舞弊成风。但是，一旦出现一个打假揭秘者，就会遭到侮辱谩骂和千奇百怪的人身攻击。有鉴于此，多几个厚脸皮的好事之徒说不定不仅不是什么坏事，还很难能可贵。他们可以起到吓一儆百，净化空气的作用。
数百万买来专利 川大教授被指“中国黄禹锡”（新闻晨报）
涉事公司作出回应
昨日，针对四川大学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其违约欠款一事，四川新泰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泰克”）发布书面回应，称目前最重要的是该专利技术是否存在，并对川大单独主持鉴定持保留态度，强调不要再以“商业纠纷”的利益之争，来掩盖其技术是否存在的最基本事实。而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我国目前对于专利技术的鉴定也有空白。 据悉，2004年9月1日，川大教授丘小庆研制的抗金黄色葡萄球菌多肽（简称抗菌多肽PH-SA），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申请，并按照之前签订的专利技术转让合同以数百万元转让给了新泰克公司。但是，新泰克称无法获取抗菌多肽，认为丘小庆教授这一研制有
学术造假嫌疑。对此，丘小庆教授称专利权属于对方，但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自己手里，不可能轻易给人。丘小庆认为，对方此举是在得不到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就想毁了该专利。
质疑者赵利军是谁？
在川大教授与新泰克之间的口舌之争中，美国博士赵利军曾对川大教授的研制进行了质疑。从记者得到的信息看，赵利军是美国佐治亚大学感染性疾病研究室博士，CDC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研究员。 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四川新泰克公司副总姚庆透露，赵利军是四川新泰克公司在美国合作伙伴Prophet公司的顾问，但同时强调，争论的关键在于解决其提出的抗菌多肽是否存在问题，赵本人的身份并不重要。 赵利军博士在给晨报的回函中，认为功能性PH-SA不存在，因为丘小庆在《自然》杂志上陈述的内容，与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的报告相抵触，其确切活性并没有在
论文中阐明；其次，丘小庆已制造的PH-SA表明：当链霉素被移除的时候没有杀菌的作用；再就是，他质疑丘小庆研究中使用的菌种原料。 “我翻译了论文，并告知了左俊勇等人。”赵利军承认。他透露，他当时被邀请去审查丘的论文以及试验性的数据，但所有的数据，特别是四川抗生素工业研究所的数据和西藏制药的数据都表明了所谓功能性PH-SA从未存在。 谈及质疑原因，赵利军博士强调是从纯学术角度出发，一切都是为了科学研究。他声明，自己现在受雇于佐治亚大学，不是新泰克或者Prophet的人，不卷入四川大学同新泰克或者Prophet之间的商业纠纷。 最后，赵利军博士表示，他还会关注此事进展。
做点后勤工作就被署了名？
昨日，在四川新泰克公司办公室，署名者之一左俊勇接受了记者采访。他年龄不过20多岁，给人的感觉很精明能干。他称，自从双方签订专利转让合同后，他和其他3名同事一起协助丘小庆教授工作。“我是自学的，根本没有专业知识，”左俊勇说，“英语更是差劲，只有借助专门的词典工具，才可能进行英文阅读。” 左俊勇称，在整个过程中，他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比如设备、原料的购买等，而技术工作都是由丘小庆主持。关于署名的事情，他称大约是在投稿后，丘小庆教授曾经随意地说了一句，当时他没在意，后来论文就公开发表。左俊勇表示，这关系到个人的名誉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以免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他是在撒谎！”接受采访的丘小庆教授情绪非常激动。他向晨报记者提供的一个电视短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左俊勇在参与技术工作的画面。“他正在提取多肽，”丘小庆指着画面说，“另外3人也都参与了该工作。”他认为，作为对其的尊重，发表论文当然要共同署名，而关于试验的内容，左俊勇等人怎会不知情？ 随后，丘小庆带领记者进入试验室，指着其中一个仪器说，那就是左俊勇以前提取多肽时用过的。
“生物导弹”不能定向杀死细菌？
据悉，丘小庆教授研制的抗菌多肽，具有非常神奇的杀菌作用，它能定向杀死某种细菌，而对其他菌类基本没有影响，被媒体称为“生物导弹”。
“当时，我们之所以购买这个专利，就是看准了它的打击准确性。”昨日，新泰克公司副总姚庆承认，“这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诱人的投资回报。”新泰克公司以前主要是做电子和数字电视，为转型开发该新产品还组建了新公司。 姚庆称，自从双方合作后，他们投资建立了联合试验室，并为前期的病效和病毒试验生产样品，但由于进度太慢，他们几经沟通终于委托第三方西藏药业进行样品生产。“但是按照丘小庆的技术，我们却始终无法得到或很少得到杀菌蛋白，后来得到的该蛋白又没有杀菌活性。” 于是新泰克公司开始怀疑其所谓的杀菌性，并不具有“精确打击能力”。后来，他们找到有关资质单位进行鉴定，专门写出鉴定报告书。
“我的专利技术是真实的，并得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认定。”丘小庆再三重申，“但现在因为这个事情我在网上被人说成了是‘中国的黄禹锡’。”
记者看到，有关资质单位出具的报告大约有40页左右，里面满是专业数据、图表等，除非非常专业的科技人员，否则根本看不懂这个报告。丘小庆告诉记者，论文的摘要和结论都充分证明了其试验的正确性，而新泰克公司似乎有意隐瞒了这一部分，只摘抄了其中两页的部分数据。 “在支付第一笔款项和建立联合试验室后，我们发现了问题，”姚庆说，“就是无法得到抗菌多肽的试验样品，即使得到也不具有活性。”
姚庆称，川大已经宣布调查此事，如果专利技术是真的，那为啥在近3年的时间里都白白耽搁了，这明显是欺诈；如果是假的，那丘小庆本人应该承担相应责任，很可能会是“中国的黄禹锡”。
对于新泰克的怀疑，丘小庆强调，“我们不但生产了足量的病毒试验样品，而且病毒试验结果也很乐观。”丘小庆称，新泰克公司生产不出抗菌多肽，是因为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而他们当初只是购买了专利权。“专利权与核心技术是两回事，他们企图蒙混获取核心技术。”丘小庆语气很强硬。他认为，对方在得不到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就想毁了该专利。 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冬称，一般来说，专利权和核心技术是有区别的，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是在申请专利权的时候故意有所隐瞒，以免被人轻易模仿或借此改进。他建议，如果厂商利益受损，可以申请专利无效或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丘小庆事件与国家耻辱无关（上海青年报）
由于共同署名的六名作者给《自然》杂志主编写信，揭露四川大学教授丘小庆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自然》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造假，“铁的证据已经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篇英文文章所声称的所谓‘发明'纯属伪造。”加上网络热炒，丘小庆以及四川大学立刻被放到了烤炉上。有人认为如果属实则是国家的耻辱，甚至开始对丘小庆以“中国的黄禹锡”相称，大加讨伐。笔者以为这些言论失之偏颇，也失之公正。因为处置丘小庆事件，需要理性和程序的有机结合，我们尚需拭目以待。
首先说理性。即使丘小庆的论文纯属造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更不应上升为国家的耻辱视之。因为，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类似黄禹锡那样的学术造假事件都有可能发生。何况目前我国国民亟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提高民族自豪感，学界浮躁不堪，急功近利似乎已成了一种病态，具有滋生“黄禹锡”的土壤和条件，而学术抄袭、剽窃、造假事也时有所闻。美国两位著名科学记者威廉·布罗德、尼古拉斯·韦德所著的《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就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历史上的伟大科学家并不都那么诚实，他们实际上得到的实验结果也并非像他们报道的那样。”对名望的追求、赢得荣誉和博取同行的尊敬，这些欲望“对于几乎所有的科学家来说都是一个强大的动力。”况且，“靠虚假成果换来的好处是相当大的，而受惩罚的机会却很小。”这也就是为什么赫胥黎何以担心“科学并不比人类活动的任何其他领域更纯洁”的缘故。
假定经过科学证伪，丘小庆论文造假，我以为也仅仅是丘小庆一人之耻，而不当上升到国家耻辱的层面。有人认为，在世界顶尖级的刊物上发表论文，通常被视为一个国家的荣誉，如果论文确实存在造假行为，则耻辱显然不是文章作者个人的，同样是作者所在国家的耻辱。但我觉得丘小庆毕竟是一个公众知名度并不高的学者，既未能像黄禹锡那样被国家授予殊荣，掌控十分巨大的科技资源，也没有被当作民族英雄受到国民的追捧。而在黄禹锡造假的过程中，这些身外之物，包括国民和国家的非理性，某种意义上说已成了一种土壤，一种助推力。所以，黄禹锡事件就难免成为首尔大学的耻辱，成为韩国的国家耻辱。这是丘小庆事件所不可比拟的。如果将一篇由学者与商业机构共同研发形成的论文造假上升到国家的耻辱，就未免陷入了“一文（论文）荣邦兴邦，一文耻邦丧邦”的唯心主义的死胡同。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