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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否科学？中医有没有疗效？中医应不应当废止?……2007年初夏，关于中医的讨论再起风波，一次次激烈的观点争锋，使中医存废问题一夜间再次成为争论焦点。
-观察记者 夏 燕
这场关于中医的风波，是不少中医药人士始料未及的。
张融碧从医40余年，救人无数，在浙江中医界颇有威望。但从去年底，不断有人跟她开玩笑说，“中医是不是不科学啊”，有时病人来看病，也会一再追问“中医真的有效吗”。后来，张融碧知道有个网上“签名”风波，让这位国家级名中医很是困惑，“那么好的疗效，能说不科学么？”
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忽然间成为了争议的焦点，颇有点令人玩味的意思。有着数千年历史,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医药，一夕间被贴上了“不科学”的标签，猜测、质疑、诋毁席卷而来，使整个中医药界陷入一场前所未有的漩涡之中。2007年初夏，争议从一个叫何祚庥的人开始。
“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
他坚持这样的理解：西医的主流是科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理论是一种伪科学。而批评中医，则是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
自今年5月以来，何祚庥就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虽然此前他也以“科学反伪斗士”的身份而被普遍关注。“陈晓旭就是被中医害死的！”、“中医90%是糟粕，10%是精华！”5月29日，何祚庥在全国科技活动周上发表的这一番言论，引起了轩然大波。6月14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公开回应，“借一个人们喜爱的影视演员的去世来攻击中医药，是很不严肃、很不道德、很不科学的事情”，并称不能以个人不科学的看法来评判中国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
在卫生部明确表态之后，话题陡然升温不少，有关中医的争论愈发成了一场“大众狂欢”。
对何祚庥而言，“中医药是伪科学”的结论源自其小时候家人被江湖郎中的两次误诊。70多年前，何祚庥的父亲得了伤寒，其祖父母和学现代科学的父亲本人都主张请中医来治，结果给“治死了”。另一则例子在何祚庥看来则更反衬了中医的“伪科学”。何的弟弟小时候瘦弱，中医诊断未果后转送西医治疗，结果情况大为改观，由此他认为西医“就是科学的”。
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何祚庥一直坚持这样的理解：西医的主流是科学，按照西医的科学规范，中医理论有许多不符合之处，因此中医理论是一种伪科学。而批评中医，则是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
关于陈晓旭之死，何同样遵循这样一种逻辑，对此他的解释是“中医看病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病不知道，有点疼，给点药吃。有些病可以这么做，不吃药也会好；但像癌症，中医不能诊断、中药绝对吃不好。西医比中医高明的是，有了病、是什么病，西医能够说得清清楚楚。更为糟糕的，中医还要逞能，耽误了人家。”
让何祚庥没有想到的是，这番言论的影响之大。甫一开始，网上众多“批何”文章即排山倒海而来，随着争议的进一步扩大，这一原本局限于网络和医药界的事件，也逐渐在大众媒体上传播开来，其论争的激烈程度，堪比半年多前的“取消中医”之辩。
2006年10月，借国家发改委征集民众对新医改建议之机，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及华人康复科医生王澄领衔发起了一场“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的签名活动。在这份名为《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里，张、王二人的诉求主要包括：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二十一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
一时间，发表意见的各界人士对此问题的争论形成对峙态势。对于签名，卫生部明确表示，“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与抹煞”，并称将“坚决反对这样的言论和做法”。从网上言论看，更多的网友坚持了“中医应受到保护和发扬”的立场，这些人强烈痛斥“取消中医”的说法，并称其纯属无稽之谈。而支持方的代表—“学术打假第一人”方舟子则认为，中医是一个包含了哲学、玄学、迷信、民间医术和巫术的大杂烩，是一门“伪科学”。在他看来，中医的疗效是没有经过验证的、中药都是有毒副作用的，为此他的主张是：必须进行“废医验药”。在这一点上，同样认为中医是“伪科学”的何祚庥却有所保留。这位中科院院士在日前接受采访时认为，“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但强调“现在批评中医，是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将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
争论中，质疑、诋毁中医的说法激怒了众多中医从业者。“这些人的言行很不负责任。对于这些举动，中医界人士是不屑与他们理论的。”从事中医工作30多年的青藤医馆第六代传人、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卫生所所长李成器表示。他认为，这些人的言行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偏执的因素，在他看来，声称“陈晓旭被中医害死”的何祚庥其实“根本不了解中医”。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林胜友，这位医学博士、浙江省中医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在接受观察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些人对中医有偏见并不奇怪，这其中不排除一些打着中医旗号忽悠患者的事实，为中医凭添了一些不好的传闻，但这并不能归咎于中医本身。并且，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医“已经采用现代的研究方法开始规范化、量化”。
几天的采访中，观察记者发现舆论呈现明显的“倒何”趋势，对何祚庥的质疑也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他有能力与资格评判中医药么？为什么对几千年来中医药所起的巨大作用视若无睹？中医有糟粕，西医难道就没有缺陷么？为什么不能辩证地看待中医？
然而事实上，在何祚庥、张功耀、方舟子们以“高亢的言辞”来批判中医药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了这一场混战的必然发生，也注定了关于中医的理性思考将不可避免地被淹没在一片口水声中。
中医保卫战
一直以来，求生存牵扯了中医的大量精力。如今，在诋毁中医的言论甚嚣尘上时，浙江等地的中医也悄然打响了一场“中医保卫战”。
1879年，浙江儒学保守派人士俞樾发表《废医论》，对中医提出激烈批评。此后关于中医，国内又有过三次大规模的争论。
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在1912年、1913年颁布的两个《法令》中，都未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两个《法令》的颁布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中医界纷纷表示抗议。
1925年，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教育体制的做法遭到了西医界的坚决抵制。当时的教育部也以此为借口，再一次断然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由此，中西医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引发了上世纪最大的一场中医存废之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毛泽东的大力扶持下，中医重新受到重视，“中西医结合”也在这一时期被正式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医依然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但和西医相比越来越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态势。
如今，以何祚庥等为首的“反伪斗士”们以科学名义废除中医的声音，由小渐大并以陈晓旭的死为导火索，使整个中医药界再次陷入湍急的旋涡之中。
但与前几轮争议明显不同的是，此次官方态度的明朗与确定。
1月，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会议并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
7月5日，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中国中医药报》上发表的讲话中强调，“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很大贡献，其价值毋庸置疑”，个别人对于中医的诋毁言论是“无知和偏见的表现”，考虑到中医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一再鼓励“中医界要有韧性和耐性”。
与此同时，各地反应也异常强烈。以“替中医正名”为义，浙江等地还悄然打响了一场“中医保卫战”。“我们应该像历史上那些著名中医前辈一样，理直气壮地捍卫中医。”满头银发的浙江中医界泰斗何任语气平和地说，“否定中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这位87岁的国家级名中医认为，中医有一套严格的理论体系，“只不过与建立在解剖学上的西医体系不同罢了”。仅仅因为体系不一样，现代科学无法完整地解释，就完全否定中医的科学性，是在“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唇枪舌战间，一时争议纷乱。
在浙江中医药界人士看来，他们似乎更愿意将这场争论导入学术探讨的范畴而非在网络上进行一味的口舌之辩。但事件的发展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一些情绪化的言语仍然久久未能平息。
生存还是死亡，这个永恒命题再一次真实地摆在中医面前。
中医是“伪科学”？
张功耀说，“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那么，他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目前仍没有达到很高循证医学标准的西医治疗方法是否属于“伪科学”？
按照张功耀的看法，“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目前大部分西医的日常临床治疗方法，都攀不上循证医学中质量最高的一、二级。那么，他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所谓的西医治疗方法是否也属于“伪科学”？
目前，关于中医是否科学有几种不同的论断。何祚庥强调，凡不具有可证伪性的科学理论，即是“伪科学”，由此，中医理论是一种“伪科学”。张功耀则表示，西医是科学医学，中医甚至连“伪科学”也算不上。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西医都为科学，只是属于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还有一些人认为，中医包含的范畴很广，它不仅仅涉及一个学科，而是以医学为背景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高度归纳，因此不能简单地以自然科学标准来评判。
而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佘靖看来，中医是“一门研究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医学，具有独特的生理观、病理观和疾病防治观。”
事实上，中医的科学化问题一直存在着争论。其中最受诟病的，莫过于阴阳五行、经络学说等中医理论的难以解释与治疗理念的难以分析。
“目前的中医理论，是一个经历了‘去伪’过程的理论。”浙江中医药大学教授董襄国表示。他认为，不排除《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医典中有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所留存下来的，如“扶正祛邪”、“望闻问切”、“不治已病治未病”、“辨证施治”等，都是“被证明有效的”。这位退休老教授甚至倾毕生所学，结合实际将其用16个观点予以概括，并简要浓缩为“气、通、人、和”四字。
关于中医的治疗理念，“其实很多方面都可以用病理学知识来解释，如中医认为的‘肾主黑’等等”，林胜友博士说，“补肾可恢复黑素细胞的功能活性也是早已经通过实验研究证实的。”
而更为吊诡的是，在何祚庥看来是“落后的生产力，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医理论，其所阐释的疾病发生“三因学说”恰恰是目前西医试图追求的一种“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新的医学模式”。
在多数中医药界人士看来，中医的现状不容乐观，其真正诟病仍在于：只要愿意，每个中医都可以开出一个“方子”，并宣称对某一疑难杂症有特殊疗效—这样的宣传目前遍布在各种媒体上。很多中医人士感慨，正是中医队伍的良莠不齐，使一些“江湖郎中”得以打着中医的幌子、毁了中医的信誉。而按照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院长方剑乔的话来说，类似的诟病还包括：中医本身发展目标的不明确，“继承还是发展，孰轻孰重把握不定。”
毋庸讳言，必须规范化地发展中医，这是个真问题。
无独有偶，和科学化一样，中医的现代化同样颇受争议。所不同的是，争议焦点更多集中在如何解决中西医相处之道方面。在这个问题上，张功耀采取的态度是“全盘肯定西医、全盘否定中医”，而更多的中医界人士则主张中西医相结合。“西药加中药、或者西医检查加中医治疗，都是片面的，主要还在于理论上的结合。”李成器表示。董襄国教授则认为，“理论方面结合的可能性很小”，毕竟“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在他看来，中医要走向现代化，“立足中医，采取拿来主义”才是合宜之道，“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有助于中医认识不能认识的问题”，同时他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要保持“原汁原味的中医理论”。
争论中，何祚庥和他的反对者们惟一所认同的判断，是中医疗效、中医的存废—都由其自身来决定。有意无意地，他们将中医的困境彰显在了众目睽睽之下，让中医界得以更好地审视自身该如何接受科学的检验。但也不可否认，当整个争论充斥着大量偏激的言辞与谩骂时，也决定了其势必脱离学术探讨的正常轨道，并逐渐地愈行愈远。
中医疗效是
“心理暗示”结果？
所谓的中医疗效，可能是自愈，也可能是心理暗示的结果，甚至有可能是误诊。方舟子得出这番结论的理由是：只有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疗效。
18年前，当那纸“急性髓细胞白血病”诊断书送到曹菊芬手中时，她觉得自己的世界已然“崩塌”了。带着求生的渴望，曹菊芬在浙江省第一医院接受了抗癌化学治疗。4次化疗后，由于受到细菌感染，曹菊芬开始持续发烧。一个星期时间，在用尽了各种退烧方法都无济于事后，绝望的家人敲开了名中医汤金土的家门。擅治血液病的汤金土看过病症，结合自己所学的中医理论，下了一付“犀角地黄汤”，曹菊芬吃了三帖，烧热即退去了。
“那次之后我就没有再做(化疗)了。”曹菊芬说。几个月后的复查，曹依然听从了医生的建议再度接受化疗，意料之外的是，又引起了持续发烧。这一次，又是在汤的治疗下，曹菊芬渐渐退去了烧热。此后的5年里，曹菊芬一直吃着中药，而汤所开的药方中，又都以清热解毒、“扶正祛邪”的药材为主。如今，曹菊芬虽近古稀之年，身体却与一般老人无异。她的感觉是，中医救了自己一命。
而在汤金土看来，曹菊芬只算得上是一个特殊病例。得了这样的病，光吃中药行不行，“必须看情况而定”。在抗肿瘤上，“中医仍然坚持手术、化疗、中药相结合的治疗方法。”汤金土说。
“中医绝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攻击而怎样，因为它毕竟有疗效。”浙江医院中医科主任许雅萍说。类似的言论，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屡屡被提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许雅萍举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个例子：几个月前，杭州一位90多岁的李姓病人患了心脏衰竭，当时的症状之一是气虚、心跳没有规律。浙江的大医院去了几批专家前去会诊，病情仍然不见起色。最后的决定是采用中医方法试一试，于是，在仔细了解老人的病症后，浙江医院的中医下了一付“独参汤”的方子。“几帖药下去，老人的病状就得到了缓解。”而在许雅萍看来，类似于“顽固性泄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病症，“只有中医才有明显疗效。”
方舟子也意识到，中医的支持者们会以它的疗效为理由。因此他反驳说，就药物、疗法的疗效而言，个案没有一点说服力。它可能是自愈，可能是心里暗示的作用，甚至可能是误诊，有没有疗效，必须在做了大量的临床实验、统计之后才能确定。这与张功耀“循证医学是普遍有效的检验方法，只有中医至今不承认”的看法几乎一致。
关于循证医学，这门近十余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临床学科定义比较抽象。其核心思想是：医疗决策应在现有的最好的临床研究基础上作出，同时也重视结合个人的临床经验。它所强调的是证据及其质量。
一般情况下，这种高质量的证据包括病因、诊断、预防、治疗、康复、预后等各个方面，共分5级。而中医中药的诊疗，如按循证医学的标准来看，级别普遍不高，是属于未经严谨检验的治疗方法。
而按照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创会委员及学术小组专家的说法，目前大部分西医的日常临床治疗方法，也无法算得上循证医学中的质量最高级。此外更令人玩味的是，循证医学的创始人之一萨克特曾在其著作中指出：循证医学的理念其实最早起源于中国清代的《考证》一书。
事实的情况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也已经开始注重循证医学的教育，尽管这在中医药界仍然存在较大争议。因为按照很多中医的说法，中医有自己的特点，不应该也不能对西方的学术规范亦步亦趋。
对于疗效的“统计”，方舟子则坚持这样的表态：现代医学并不认为个体差异大到每个人都只能用特定配方的药的地步，一个真正有效的药应该是对相当多的人都有效的。而在大多数中医界人士看来，这种在不同理论体系下得出的结论根本无法视为判断的标准。
“中医强调的是‘辨证施治’”，许雅萍表示，“‘辨证’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辨病因、辨病位、辨病性、辨病情及辨病机，然后辨出病症、病名和症名。比如感冒，就有风寒、风热、暑湿等多种，中医治疗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而所谓的‘施治’包括立法、选方、和遣药三个步骤，首先根据辨证确立治疗的方针和原则，然后选择治疗的方法，既可以选择中药、针灸、按摩、食疗等多种方法，也可以单纯选用药物方剂加减来治疗疾病。”不难发现，许雅萍所说的“辨证施治”中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与西医不同的整体观特色。
而按照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院长方剑乔的说法，中医的疗效也并非仅表现在“个例”上，更多的是通过“概率”、“数字”来说明问题。
在公开质疑中医药有效性的同时，方舟子还表示，正是因为缺乏实验，中药的毒副作用长久以来才被“深深隐藏”，在他看来，龙胆泄肝丸导致肾衰竭，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对此，中医药界似乎更愿意以事实来说话。“中药主要是来自大自然的原生药物，大部分没有毒性和副作用，又经过炮制加工，特别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成方剂，以‘方证对应’作为辨证论治的基本思路，以‘调节平衡、扶正祛邪’作为遣方用药的原则，决不是简单的‘以毒攻毒’”。董襄国表示，对于这个“著名的例子”，他认为也不排除病人的体质、服用方法、制药厂合格性、药品有限期等影响因素。
“就拿乌药来说，这种原生药物没有毒性，且具有保肝护肝作用，这些都是经过现代研究证明了的。”浙江天台山乌药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先岳说。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则表示：“疗效和不良反应是中药新药研究中非常注重的，如果有毒副作用，药厂都会在说明书上注明。”
号中医之脉
“中医和西医的诊疗费都是相同的，但西医还有检查检验费打包在后头，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也开始引进大型设备，以致中医的特色越来越少。”
5年的中医学习即将结束，正在杭州一家综合性医院实习的孟新内心仍然充满了困惑。在他就读的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里西医的课程占了将近二分之一，对此，孟新的感触是：两边都要学，但似乎两边都学不好。在他看来，如果5年都集中学习中医，也许会学得更精一些。但矛盾之处在于，就算是在中医院工作，西医的基本理论还是要懂的，难道要在毕业后慢慢学么？
“现在一名中医药大学本科生的学习时间是5年，真正学中医的时间只有1年半。”国家级名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连建伟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5年里，光实习时间就要1年半，还有半年要学习外语、计算机等公共课，剩下3年时间，按国家规定必须要有一半时间学西医。事实上，一个中医学专业的本科学生，起码要把800味中草药的形状、功能、相互之间的反应及500个药方背熟，而这两项内容合起来差不多超过了130万字。1年半的时间，光背诵这些都不容易，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一次相关调查显示，中医院校的教育模式正在把学生培养成中医不精的半成品，导致其利用一知半解的中医和西医知识否定中医的科学性。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庸医的大量增加和良医的急剧减少，而前者极有可能成为中医的“掘墓人”。
从医院的角度看，中医的弱势地位同样毋庸讳言。在全国等级医院方面，以西医占绝对优势的综合和专科医院与中医院之比为6比1，且中医院规模远远小于西医院。综合性医院中，中医一直“势单力孤”。以浙江医院为例，其所设置的29个临床科室中，除中医科外，其余多为西医科室。“中医的力量很小。”许雅萍坦言。
而即使是一些等级的中医院，中医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在这些医院中，查病靠西医仪器、断病靠化验单据、抓药也是中西医并用。如有些病人骨折，只需用几十元的夹板固定就好，但为了效益，很多中医也会选择给患者动手术。
“如果光靠中医药收费，根本无法养活医院。”浙江省针灸推拿医院院长方剑乔表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60多家中医院的54个中医服务项目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所调查的54个项目中，有近四分之三的项目存在亏本经营。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般来说中医和西医的诊疗费是相同的，但与中医没有二次收费不同的是，西医还有检查检验费打包在后头，这样一来，差别就产生了。为了求生存，很多中医院也开始引进大型设备，以致中医的特色越来越少。”方剑乔告诉记者。
另一个典型的事实是，由于政策导向因素而导致的经费投入偏差。以浙江省为例，每年医院的财政拨款标准包括：每个退休人员补贴19000元，每个床位补贴5000元。而中医的优势在门诊，相较之下，拥有绝对优势床位数的综合性医院显然就要“得便宜”许多。
面对中医的尴尬地位，早在“非典”期间，卫生部中医司原司长、老中医吕炳奎在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一封信中就曾呼吁：要给中医独立自主的地位。他认为，抢救中医“是最得民心的大事，是忽视不得的。”
“但现在中医的培养模式依然不成熟。”方剑乔告诉记者。曾经担任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教授的董襄国对此也感同身受,在他看来，中西医两种理论体系的转换使学生耗费了更多的精力却又往往学不好，毕竟，中医这门活“易学而难精”。
而正如董襄国所说，也是因了这门活的“易学而难精”，精通中医的人已越来越少。1994年，浙江名中医馆成立。此后，杭州胡庆余堂、方回春堂、浙江省名中医研究院等相继开始延请一些退休的老中医出诊：87岁的何任、83岁的蒋文照、89岁的詹起荪…令人感慨的是，大多杏林妙手均逾耄耋之年。就全国范围来看，著名老中医人数已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5000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解决中医药传承危机已成燃眉之急。
“能否掌握、运用中医药学术精髓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院校出来的中医师只有跟着师傅应诊抄方，才能在实践中融会贯通。”70岁的浙江省名中医余永淦认为，“院校制可以和师承制相结合。”
方剑乔一样认同这种观点，在他看来，那些怀疑中医的人，也恰恰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中医的真谛”。而从方剑乔自身的经历来看，其与中医的结缘也是一波三折。从学中医，到攻读西医博士，再到如今从事中医针灸推拿，方剑乔将其总结为：最初相信中医、后来怀疑中医、最后成为中医的铁杆信徒。“现在全世界有40亿人用中草药治病，今后5到10年，全球中药销售额会达到2000亿至3000亿美元。”方剑乔说，“欧盟已经承认了中医的合法化，国际上对传统医药越来越重视，很多国家都在极力推行中医。”
奥利弗和朱利安似乎也被这种趋势影响着。7月17日，浙江省中医院，这两位来自法国的小伙子正聚精会神地跟着一位师傅学习针灸。简单的交谈中，曾经是汽车工程师的奥利弗表示，中医与西医不同，它除了能够治病，更能提高人的体质和健康。同行的朱利安则告诉记者，他的理想是通过学习成为一名职业推拿师。而当记者追问其觉得“中医是否科学”时，奥利弗的答案颇为吊诡：“在回答之前，我想知道你这个问题本身是否科学？”
也许，早在一个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忽然间成为争议焦点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然迷失了。(注：文中患者名字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