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不但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也是极为宝贵的战略物资。但中国的棉花播种面积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1.4亿亩的历史最高点后，便一路下滑，去年仅为7400万亩左右，比2007年又减少了1400万亩。为什么农民都不爱种棉花了呢？今年的情况有好转吗？本刊记者走访了河北、河南和安徽的三个棉花种植村，发现中国的棉花种植业正在同时面对三场战争，每一个对手都不容小觑。
第一个对手：粮食
河南省新乡县的七里营村是中国最有名的棉花村，1958年毛主席曾先后3次下乡考察棉花种植，第一个去的就是这个村。当年毛主席身穿白衬衫头戴宽边草帽俯身查看棉桃的形象被做成了雕像，立在他当初站立的地方，但雕像周围却种满了玉米，零星散种的棉花成了陪衬。
“现在的农民都很实在，什么赚钱种什么。种棉花不如种粮食赚钱，种棉花的自然也就少了。”总部设在七里营镇的科林种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修立对本刊记者说，“90年代初我们镇有1万多亩棉花，如今只剩下了1000多亩。”
李修立是自学成才的棉花育种专家，他在30年里培育了8个棉花新品种，有4个通过了国家审定。他培育成功的“中植棉2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解决了棉花黄萎病的难题，被专家誉为“棉花黄萎病的克星”。卖棉种的收入曾经占他公司年收入的一半以上，如今他却不得不改卖小麦种子，否则连成本都赚不回来。
种棉花为什么不赚钱呢？棉花收购价偏低只是原因之一。据李修立介绍，上世纪90年代初河南小麦是每斤2毛多，棉花(籽棉，下同)是每斤1块多一点，如今小麦价格已经涨到了9毛多，棉花只涨到了3.5元左右，如果按比例上涨，应该涨到7元才对。另外，棉花产量的增长幅度也比不上小麦。20年前棉花亩产大约是三四百斤，如今涨到了四五百斤，但小麦却从过去的亩产500斤提高到了1000斤！小麦生长期短，一块地种一季冬小麦后还可以再种一季玉米。玉米收购价虽然不到1元，但亩产高达1200斤以上。这样一来，一块地如果种一季玉米一季小麦，毛收入超过2000元，除去种子和化肥的投入，净利润和棉花大致相当。
安徽省庐江县同大镇朱陈村的情况和七里营村很相似。这里原本是水稻产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庐江县政府为了脱贫致富，鼓励本县农民改种棉花，美其名曰“国防棉”，农民赵银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种棉花的。“那时候种水稻每亩地才挣几百块钱，种棉花能赚1300块。”赵银生对本刊记者说，“可现在水稻价格上去了，种水稻的利润提高到每亩1000钱块左右，双季稻加倍。棉花的利润却只提高到了1500块钱左右，而且还不能保证。”
原来，国家一直对粮食作物实行高补贴政策，补贴力度远高于棉花等经济作物。水稻等重要商品粮还有最低收购价格作为保障，棉花却没有。2001年棉花价格曾经跌到了1元多，棉农欲哭无泪。
虽然如此，赵银生今年还是种了5亩棉花。他是村里公认的种棉能手，经常被请去做技术指导。“种棉花的关键是肥料要掌握好，施肥的时机和方法都有讲究，我不施农家肥，只用化肥，但肥料施得深，肥力吸收得好，所以我家的棉桃都比别家的大。”赵银生带本刊记者去参观他的棉田，果然茎秆粗壮，叶片健康，棉桃和别家相比又多又大。他说：“这已经是很差的了，今年冬天气温低，往常4月12日播种，今年我推迟到了4月23日才播种，那些按老皇历播下去的种子全被冻死了。”
和其他粮食作物比，棉花非常脆弱，受天气条件影响很大。今年安徽省的气候是先旱后涝，等到出桃的时候又遇上高温，出桃率大受影响，据赵银生估计，今年棉花单产肯定不如去年。
“种棉花比较费工，需要按时施肥、浇水、打药、间苗、整枝、打杈，收棉花也只能靠人去摘，没法机械化。”赵银生说，“我算过，种一亩棉花需要25个工(一人干一天算一个工)，现在的行情是每个工每天50元还得管饭，这样算下来，种棉花一分钱都赚不到。相比之下，玉米、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已经实现了机械化，只要几个工就可以了。”
赵银生之所以还在种，就因为他不雇工，自己一个人照顾这5亩棉田。他今年54岁了，小时候生了场病，腿瘸了，走路一拐一拐的。盛夏的棉田闷热异常，在太阳底下站一会儿就出一身汗，更别说还要劳动了。赵银生的两个儿子全都受不了种田的辛苦，去了外地打工。大儿子在珠海挖土，混到了领班的职位，月工资6000元。小儿子在镇江当泥瓦匠，每天能挣200元，虽说不是每天都有活干，但总比种棉花强。于是两人常年不回家，只把孩子留在家里让爷爷奶奶带。
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农村非常普遍。七里营村根本见不到年轻人，村里的一位种棉高手已经83岁了，仍然坚持每天下地干活。李修立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就连雇工也很难找了，外地来的农民工除了要求每天50元工资并管饭外，还要求每天加一瓶啤酒！住的地方也必须有空调，所以雇工的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相比之下，过去一个工才2～3块钱，这就是棉花这种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的根本原因。
“我们这里种棉花已经赚不到一分钱了，全靠在棉田里间种一些经济价值较高的蔬菜来维持。”李修立说。
“我也快干不动了。”赵银生说。2008年时他还种了14亩棉花，去年就减到了7亩，今年他再一次减到了5亩，他打算把更多精力放到鱼塘上去，养鱼更能挣钱。
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安徽省最大的安岱棉种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博士告诉本刊记者，根据他们的统计，庐江县今年棉花的种植面积在8万亩左右，比往年少了3万～4万亩。再加上今年气候异常，棉花亩产必然受影响，今年棉花减收几成定局。
中国棉花协会今年7月29日公布的形势月报指出，由于纺织行业回暖，对棉花需求增加，产需缺口加大，棉花价格大幅上涨。今年6月份的中国棉花价格指数月度均价为1.7894万元/吨，较去年同期上涨5120元，涨幅40.1%。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棉花收购价格必将大幅度上涨，因为棉花还可以依靠
进口。据中国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中国累计进口棉花154.5万吨，同比增长10%。进口棉花均价略有增加，但仍然维持在每吨1800美元左右，与国内收购价格相比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
面对粮食作物和进口棉花的步步紧逼，中国棉花的阵地还能守得住吗？对很多棉农来说，这些都是次要的。棉花行业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需要对付，这就是病虫害。
第二个对手：病虫害
棉花最怕病虫害。前些年最厉害的是棉铃虫，近几年最厉害的是盲蝽蟓，可本刊记者在李修立的棉田里根本找不到这两种害虫，最后还是在河南农科院的一处试验田里才终于找到了一只棉铃虫和一只盲蝽蟓。
“棉铃虫可厉害了，1992年华北地区棉铃虫大爆发，差点把中国的整个棉花产业搞垮了。”李修立向本刊记者回忆，“那一年农药突然不管用了，棉铃虫泡在农药里都不死，只能用手抓。当时的朱镕基总理甚至都在电视里示范下田抓虫，但虫子太多了，根本抓不过来。那一年我们村的棉花几乎绝收，第二年很多人都不种棉花了。”
据李修立介绍，棉铃虫是一种多寄主广谱性害虫，“除了电线杆外什么都吃”。棉铃虫最爱吃植物的生长点，也就是新发的芽和新开的花骨朵，被棉铃虫吃过一遍的棉田从远处看没什么差别，但花都死了，不结桃。90年代初期中国农村普遍使用菊酯类农药治棉铃虫，虫害厉害时每隔一天就要打一次药。菊酯虽然属于低毒农药，但仍然具有一定的毒性，那段时间七里营村每年都有十几个农民因打药而中毒，或者因为防护面具不通风而导致中暑。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中国政府采取了应急措施，将转基因棉花的研究纳入863重大研究专项，同时河北省政府于1995年开始试种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棉花，并在两年后，也就是1997年正式开始在华北地区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棉花虫害课题组组长封洪强研究员对本刊记者说，“这个做法很快奏效，棉铃虫终于被控制住了。可以说，转基因棉花挽救了整个中国的棉花种植业，如果没有转基因棉花，你现在恐怕连10亩棉花地都找不到。”
迄今为止，棉花依然是唯一获准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农作物。转入的外源基因能够让棉花具有一定的抗虫性，被农民简称为“抗虫棉”。但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吴孔明博士及其团队在今年5月28日出版的《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
论文，报告了棉花害虫盲蝽蟓在华北地区的大爆发，指出这次爆发与抗虫棉的大规模种植有一定的相关性。消息传到国内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对者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转基因技术，认为这种技术抗不了害虫，反而会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转基因技术是中性的，关键看如何使用。一味地强调风险而反对这项技术，或者过高地寄望于受益而支持这项技术，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孔明所长在接受本刊记者的专访时说，“网上的很多极端言论都是对这篇论文的误读。盲蝽蟓确实很严重，但这并不是转基因棉花造成的，而是另有原因。”
吴孔明从1984年起就开始研究棉花害虫，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专攻棉铃虫。他最关心两个问题：第一，新的防治技术(比如转基因)对害虫种群的数量和分布有何影响；第二，如何减少害虫对新技术产生抗性的概率。在他看来，这是害虫防治领域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农业发展和环境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据吴孔明介绍，棉铃虫擅长迁徙，而且路程很远，甚至可以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之间飞来飞去找吃的。为了解决第一个问题，搞清棉铃虫种群数量的变化，吴教授不但设立了多个地面观测站，还在渤海湾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建立了一个雷达站，对长途迁徙的棉铃虫进行定量跟踪观测。
“我们的观测结果证明，随着转基因棉花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棉铃虫的种群数量逐年降低，其他农作物也都跟着受益。”
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棉铃虫是广谱性害虫，在华北地区一年繁殖4代，每一代的寄主都不一样。它们最喜欢花，中国北部地区不同农作物进入开花期的时间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先是小麦，5月份开花。小麦收获后，开花作物就只有棉花了，7月份的时候，大豆、玉米、高粱、蔬菜等农作物都开始开花，棉铃虫就分散了，不好治了。换句话说，6月份棉铃虫基本上都集中在棉花田里产卵，孵出幼虫后正好吃刚结出的棉桃。如果这时候它们吃到的全都是转基因棉花，就会被杀死。这个做法相当于为棉铃虫设置一个死亡陷阱，把棉铃虫的循环链条掐断。这一变化不仅发生在转基因棉田里，也发生在其他农作物的田里，这其中还包括非转基因的普通棉花。
吴孔明的这项研究自1992年开始，一直做到2007年告一段落，研究范围涵盖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和山西这6个省份，包括300万公顷棉花和2200万公顷的其他棉铃虫寄主作物。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针对转基因作物抗虫性进行的大规模长期跟踪研究，相关论文引起了国际著名的《科学》杂志的高度重视，并被作为封面故事刊登在2008年9月19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科学》总编辑还借此机会采访了温家宝总理。
第一个问题通过艰苦的研究终于解决了，转基因抗虫棉确实有效。
第二个问题也很重要，它关系到如何保持转基因棉花的效力，避免害虫过早产生抗性而导致转基因棉花失去使用价值。事实上，当初之所以要用转基因棉花，就因为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八九十年代我国棉农滥用农药的现象比较严重，导致棉铃虫对菊酯类农药产生了抗性，引进转基因抗虫棉可以说是针对当时特殊情况采取的一种应急措施。”封洪强对本刊记者介绍说。
据统计，如今中国北部地区的棉花有95%都已经是转基因的了，只有新疆北部地区还在种植非转基因棉花。这倒不是因为转基因棉花不好，而是因为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不同，棉铃虫不是大问题。那么，如此大面积种植转基因棉花会不会让中国的棉铃虫很快产生抗性呢？吴孔明认为不会。他说：“根据进化论的原理，害虫产生抗性是无法避免的，因此国外大农场规定转基因棉田1英里之内必须种一点普通棉花，让棉铃虫去吃，把有可能出现的抗虫基因稀释掉，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庇护所’。但中国的情况很特殊，都是小农经济，政府很难规定哪家种转基因哪家种‘庇护所’，不过也正因为中国的农业模式和国外不同，使得中国农民的种植品种非常多样。目前华东地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不到耕地总量的10%，棉铃虫不缺庇护所。”
吴孔明指出，转基因棉花已经种了10多年，在国外曾经有媒体报道说个别地方发现了具有抗性的棉铃虫，但第二年就都消失了，没有一例被科学家证实。
封洪强认为，中国政府对转基因农作物的引进越来越谨慎，之所以一直没有引进转基因抗虫玉米，就是为了保持目前现状，让玉米成为棉铃虫的庇护所。“虽然转基因玉米的抗虫性非常好，但玉米螟目前用农药就能防得住，暂时不需要引进抗虫玉米，这样可以让转基因抗虫棉能够用得更久一些。”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
吴孔明基本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这个思路可以用到转基因水稻上，也就是说，如果将来国家批准了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种植，也不必全国都种这种水稻。“我觉得只要种一半抗虫水稻就行了，只要年年坚持种下去，就能逐步降低棉铃虫的种群数量。”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在吴孔明看来，怎么种转基因抗虫农作物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政府在尊重科学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全盘考虑作物布局和基因布局。他的研究小组一直在密切监视棉铃虫的变化，随时运用计算机模型加以分析，争取对可能出现的抗性做出提前预测，为政府的农业政策提供支持。
关于转基因农作物的两个关键问题似乎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那么盲蝽蟓大爆发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很早就预测到盲蝽蟓会出问题，因为它和棉铃虫处在同一个生态位上。”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解释说，转基因棉花转入的外来基因来自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这种细菌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够特异性地杀死鳞翅目昆虫，却对其他动物无害。因此转了这种特殊基因的棉花只对鳞翅目昆虫有毒性，棉铃虫就属于此类。但是棉花害虫有300多种，其中属于鳞翅目的还不到10种，也就是说，抗虫棉对大多数棉花害虫都不起作用。
这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在中国漫长的种棉历史上，棉农的防治对象一直在变，并不是只有棉铃虫这一种。吴孔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研究在新的生产模式和生态系统里害虫的种群数量会如何变化，哪一种害虫最有可能代替棉铃虫的位置。通过研究发现，盲蝽蟓和棉铃虫非常相似，两者都是广谱性害虫，都从6月份开始从其他作物转移到棉花上来。从前棉农为防棉铃虫而大量喷药，间接地把盲蝽蟓杀死了，以至于很多有经验的棉农都从来没有见过盲蝽蟓长什么样，很容易忽视它的存在。但盲蝽蟓属于半翅目昆虫，Bt蛋白对它不起作用。如果棉农因为种了抗虫棉就不用农药的话，势必给其他害虫以可乘之机。
“我很早就针对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建议棉农在6月份棉花开花前喷一两次农药，控制盲蝽蟓。”吴孔明对本刊记者说。
但是，这个建议被很多人忽视了。种子经销商为了扩大销路，把转了Bt基因的棉花简称为抗虫棉，这就给一部分棉农造成了错觉，以为不用再施农药了。封洪强领导的课题组专门针对盲蝽蟓问题做了一个对比实验，结果证明转基因棉花并不会造成盲蝽蟓大爆发，真正原因就是转基因棉田的农药施放量大幅减少，让盲蝽蟓有了可乘之机。
李修立也告诉本刊记者，新乡县开始种转基因棉花的头几年几乎什么药都不打，但几年后其他虫害开始增多，只好继续打农药，只是打药的次数比以前少多了。
但是，农药毕竟会对环境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除草剂和化肥如果使用不当，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伤害。另外，生产化肥需要消耗大量化石能源。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全世界20%的人口，其代价就是中国农业消耗了全世界35%的化肥！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问题正逐渐成为中国棉花产业最大的敌人。
第三个对手：环境污染
在很多人看来，农业生产和保护环境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但一位名叫安金磊的河北枣强县东紫龙村农民似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安金磊的身份虽然是农民，但实际上他高中毕业前没怎么种过地。他父亲在兰州做买卖，经营医疗器械。高中毕业后他上了农校，农校毕业后进了国营农场。但他不认同农场的种植模式，尤其厌恶农药。1993年，安金磊以每亩50元的价格承包了村里40亩“薄田”，开始用有机的方式种植棉花。2007年，南方一家著名的全国性报纸率先报道了他的事迹。按照这家报纸的说法，安金磊不施化肥，改用粪肥和杂草堆肥；不种转基因抗虫棉，而是用本地种子，因为他相信“本地的种子就像土生土长的人，肯定最适应这地方”；他也不用农药，而是在棉田两边种一排玉米一排芝麻，让玉米充当诱饵，芝麻作为驱虫剂。结果安金磊种的有机棉花抵抗住了2006年的枯黄萎病，不但省了农药化肥钱，而且稳产8000斤籽棉。甚至他的棉花“在绒长、抗拉的性能方面也都明显优于其他棉花”，最后被一家纺织厂以每斤4.5元的价格收购，比市场价高出1.7元。
这篇报道引发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安金磊被迅速炒成了一位“有爱心的农民”。3年过后，本刊记者试图再次采访他，却被告知今年庄稼不太好，希望记者明年再去找他。经过反复协商，安金磊才终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
东紫龙村距离北京300多公里，没有直达的火车或公交车，必须先坐4小时火车至衡水，再转乘出租车才能到达。这个村有800亩地，但只有160人，人均5亩地，这在华北农村是非常难得的。因为人少地多，因此留在村里务农的人比其他农村多一些，但村子里还是显得空荡荡的，缺乏人气。
安金磊的家坐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墙上布满了爬藤。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小院，总面积约为400平方米，院子的一边是厨房、厕所和洗澡间，虽然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和沼气池，但不知为什么都无法使用，只能用煤气。院子的另一边是5间大瓦房，其中的正房被布置成客厅，墙上挂着好几幅书法作品，一幅上写着“晴耕雨读”，另一幅写着“君子风”。客厅中央摆放着6只沙发，客厅两侧还有两间正房专门用来接待访客，可见来找安金磊的人很多。其中不少人是来这里体验农家生活的，但更多人把这里当成了寺庙或道观，从师“安老师”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今年来的客人比往年少多了，但仍有两位客人住在这里：一位是在海口做生意的张先生，来这里“休养几天”；另一位是来自河北沧州黄骅市的佛教居士，名叫刘一村，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个多月，一边帮安金磊干活一边读经。安金磊确实需要这样一个帮工，因为他夫人刚生了一个儿子，显然没工夫照顾农田。这是安金磊的第二个孩子，他的大儿子今年16岁，在外地读书。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上大学，没必要。但我会让他知道大学里的知识，这个工作私塾就可以完成。”安金磊说。他非常崇拜古人的生活，讨厌一切与工业化沾边的东西。比如他非常不喜欢城市，认为城市是造成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不过后来本刊记者得知，他的大儿子目前正在深圳一家私塾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资助者是他的一位朋友。
安金磊承包的农田坐落在村子的最东边，周围全是别人家的农田，农民们施放的农药和化肥很难保证不渗透进来。这块地长约300米，宽约100米，从远处看它既不是纯天然的草地，也不是整齐的庄稼，而是介于两者之间。走近一看，这块地的土质和周围没什么两样，不知道为什么被媒体称为“薄田”。不过地上的庄稼和邻近的地块明显不同，周围的农民种的基本上只有棉花和玉米这两样，排得整整齐齐的，很符合城里人想象中农田的样子。但安家的地上却交叉地种着红豆、黑豆、黄豆、绿豆、棉花、花生、玉米、谷子、辣椒、土豆、芝麻和各种蔬菜，甚至还种了两分地旱稻，看上去相当杂乱。大部分庄稼都被杂草掩盖了，只有拨开杂草才能看见地上到底种的是什么。人从地里穿过，会有一群群蛾子和飞虫被惊起来，显然这里害虫极多。
“安金磊不打农药，不施除草剂，也不用地膜，3天不除草，草就长起来了。”刘一村居士说，“很多草根很深，拔起来很费事，志愿者干得最多的活就是拔草。”
“我一看见地膜这种化学东西就烦。”安金磊说，“这东西来自石油，石油好比是地球的骨髓，怎能轻易抽得？”安金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尊重大自然。他不喜欢一切人为的东西，甚至连杂交种子都不愿用。地膜其实是一种在北方农村相当普遍的农业技术，既可以保持土壤温度和湿度，又能抑制杂草的生长，但在安金磊看来，地膜和杂交种子一样，都属于人工干预，不够自然。
不过，话虽这么说，那块旱稻却必须赶紧除草了，否则稻秧连阳光都见不到，估计就要绝收了。“我对志愿者说过，拔草的时候也不能恨草，草和农作物一样，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安金磊一边说一边用镰刀和双手拔草，干了半小时才清理出2米见方的一小块。2分地大约相当于120平方米，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要干一整天才能把这块地的杂草除净，而且每隔3～4天就要这么再来一次。虽然当地的人工相对便宜，但一个工也要40块钱。如果没有志愿者为他免费劳动，安金磊的有机实验恐怕就很难进行下去了。
可惜志愿者不都是农民，很多人不知道干农活非常辛苦，干了几天就打退堂鼓。安金磊鼓励他们说，经受日晒雨淋可以更好地吸收日月精华，因此也就不会累了。志愿者大都来自城市，不会种地，前段时间一位志愿者直接把黑豆作为肥料施到了田里，结果把很多蔬菜烧死了。
居士刘一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他认同安金磊的理想，但却出于本能，对安金磊的一些具体做法表示怀疑。他指着安金磊的棉田对本刊记者说：“安金磊不用农药，结果虫子很多，棉桃都快被吃光了。看长势，别人家的棉花今年能收四五百斤籽棉，安金磊的棉花能收100斤就谢天谢地了。”
不过，安金磊却并不担心。“我的棉花不去市场上卖，都被朋友们买走做被子了。”他对本刊记者说，“虽然我的棉花绒短，但朋友们觉得有机棉被盖着舒服，比普通棉花更暖和。”
事实上，安金磊种的庄稼收成普遍都远低于其他农民。当地人种的小麦每亩能收1000多斤，而安金磊种的小麦最多也就能收400斤。但自他出名后，他的产品往往会以很高的价格被前来“朝圣”的崇拜者买走。一位名叫李国义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他从来没有见到安金磊卖过粮食，而村里有很多人都对安金磊的种田方式感到不满，认为他糟蹋土地。如今土地比过去值钱了，光是每亩地的国家补贴就有70元，因此现在的地价已经涨到了每亩至少300元的水平。有几位村民看不惯，用拖拉机强行铲平了安金磊的10亩地，改用自己的方式重新种上了庄稼。
天气闷热，安金磊干了一会儿就回去吃饭了。他说他每天4～5点就起床，这是符合中医
养生之道的做法。但他中午必须睡午觉，否则支持不住。
因为附近没有旅馆，本刊记者只能住在他家。安金磊非常好客，任何客人都可以随便在这里免费吃住。晚饭全是素食，但有鸡蛋。安金磊做菜放很多油，味道很香。晚饭后大家坐在客厅聊天，聊的几乎全是国学和宗教的内容。安金磊平时不看农业技术方面的书，却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国学古籍。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天人合一，他认为中国人都应该变成小农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再为生产而生产。他甚至不认为自己做的是有机农业，他觉得农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错的，土地不属于人类，不是用来为人类生产粮食的。说到农“业”就必须考虑成本和效益，这就偏离了生活的本质。
“可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像你这样生活，那耕地就不够了。”本刊记者问。
“中国的土地绝对够。”安金磊肯定地回答，“中国目前只用30%土地生产粮食，其余的都是用来生产饲料、水果，或者造酒了。酒完全是不必要的，而如果一个人不抽烟不喝酒，他对肉类的需求其实是很少的。”
但是，作为国家级研究所的所长，吴孔明却不得不考虑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我不反对有机农业，中国政府和科学家也在积极寻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方式，但光靠嘴说没用，你得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如果你的方法被证明可行，我们一定会积极地推广它。”吴孔明说，“有机农业领域的很多专家都没有真正地从事过农业生产，很多想法都是异想天开。比如我曾经读到一篇文章说，控制草原蝗虫灾害不能靠农药，应该去养鸡，让鸡去吃蝗虫。这篇文章发表出来后引来一片叫好声，但没人想过，草原上只有几天有蝗虫，剩下的时间你拿什么去喂鸡呢？”
相比之下，李修立和赵银生都是地道的农民，他俩在多年的实践中都摸索出了一套控制害虫的办法，既能保证高产，又能尽量减少对环境的危害。比如，李修立在棉田边上种了一排绿豆，因为他知道盲蝽蟓最爱吃绿豆，“进去了就不出来，像小孩进了游戏厅一样”。等他看到盲蝽蟓聚集到一定程度，就往绿豆上喷农药，杀死它们，这样做可以大幅减少农药的使用量。赵银生也是如此，他通过多年的观察发现，阴雨天蚜虫一定多，天气一热，红蜘蛛就该出来了。于是他每天都下地观察，根据不同的气候情况和棉花植株的特点决定打药的方式和用量，因此他的棉田农药用得比别人少，但虫害却比别人的轻。
按照有机农业的定义，这两人都不合格，都不能贴上“绿色农产品(18.75,0.20,1.08%)”的标签。但也许他们的做法恰恰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最环保的一种耕作方式，否则粮食单产提高不上去，就得开垦更多的土地。
“转基因抗虫棉其实是一种非常有机的抗虫技术。”封洪强对本刊记者说：“Bt蛋白以前就是被作为有机农药而使用的，已经用了50多年。但是喷药的方式效率太低，农药禁不起日晒雨淋，药效不能保证。转基因棉花就是让棉花自己生产这种有机农药，这样一来就不用担心药效不稳定了。”
来自孟山都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公司正在研制一种能抗盲蝽蟓的转基因棉花。但是他们在引进转Bt棉花上吃过亏，不愿轻易把新的转基因棉花品种推向市场。
“当年孟山都的转基因棉种基本上只挣了一年的钱。”安岱种子公司总经理汪为民对本刊记者说，“不但农民都偷偷留种，而且各地的种子公司立刻开始行动起来，把来自孟山都的转基因棉花作为亲本，和本地的品种进行杂交，获得了一批既能适应本地气候，又能抗虫的新品种。”
事实上，就在孟山都进入中国后不久，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主任就研制出一种专利属于中国的新型转基因抗虫棉。各地种子公司在使用郭三堆的产品时就更不用担心专利费的问题了，因此郭三堆也没拿到什么钱。
有人认为农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国家就应该大包大揽，把农业科研管起来。但是今年出版的《自然》(Nature)杂志刊登了一组关于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报告，认为在农业领域政府和私人研究机构的力量都不可忽视。比如，孟山都每年花在研发上的费用是12亿美元，比美国联邦政府2007年花在农业研发上的总经费还多1亿美元。
孟山都每推出一个新品种，平均需要花费1亿美元的费用，这就是为什么第一代转基因产品大都是让农民受益的，因为只有农民肯花钱购买，才能把投资挣回来。
问题在于，要想真正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同时还不污染环境，光靠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是不行的，必须尽早开发出第二代产品，比如抗旱抗涝抗盐碱农作物，或者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营养价值。这类产品的商业价值不高，光靠孟山都这样的商业公司显然是不行的，国家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另外，一些国际慈善机构也站了出来，掏钱赞助了第二代转基因技术的研究。比如，在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孟山都正在肯尼亚试验抗旱玉米。据《自然》杂志报道，这种新型玉米已经完成了田间试验，正在等待美国政府
管理部门开绿灯，好在非洲推广。先锋公司则正在积极研发对化肥依赖小的转基因玉米，不过这项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预计还需要10～12年才能上市。
除了转基因技术，对化肥的改良也很重要。目前生物肥料领域也是农业研究的热点，研究人员希望开发出一种新型肥料，既能保持土壤肥力，又能降低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有机农业的理念是很好的，建立一套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的生物防治系统也不是不可以。但任何新技术的前提一定是为了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而不是保护生态系统的绝对平衡。如果你不能满足人类的需要，只想着去建立一个你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是不可行的。”这是吴孔明所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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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