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预测，到2020年转基因农产品或将迎来大规模推广，广东若领跑必须有所作为
转基因抗虫棉占据了中国棉花种植总面积的80%以上；
在湖北，尽管此前颇受质疑，但由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主持的转基因水稻项目还是顶住压力，获准进入大规模田间试验；
在广东，由华南农业大学研制的转基因番木瓜品种已经得到商业化种植批准，并在全省范围内推广种植。数量庞大的转基因玉米和大豆正从海外进入中国市场，用作饲料、榨油等领域。
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人们如何抵触与纠结，转基因必将成为未来农业领域最为热门的话题，并将深刻地改变人们的生活。
生物技术与传统农业的嫁接已成大势所趋，以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分子生物学研究，最早的研究载体就是动植物，如今一项项研究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古老的农业被注入了生物科技的要素，焕发出勃勃生机，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争议。
有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有可能将迎来转基因农产品大规模商业化的时代。被誉为农业中的载人航天与登月工程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科技专项，被确定为未来中国16个科技突破点之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必须有所作为，才可能在生物农业领域领跑。
华南农大 领跑全国转基因猪研究
在华南农业大学与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联合建立的实验室里，科研团队正在从事一项革新物种的实验：利用前瞻性的转基因技术，培育三个突破性的猪品种：
环保猪，显着提高饲料利用率，降低废物对环境的污染，磷排放有望减少50%以上，氮、碳排放有望减少10%以上；
抗病猪，通过转基因技术把抗病基因转入猪体内，大大减少养殖业病害风险；
功能猪，具备某些特定功能，比如将深海鱼油中对人体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酸转入猪体内。
“在白鼠等动物模型上的实验效果非常理想”，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教授、农业部“环境友好型转基因猪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负责人吴珍芳透露，环保猪的研发已经有了眉目。
作为“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级项目“环境友好型转基因猪新品种培育”已于去年启动，由华南农大牵头，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等共同参与。华南农大是全国“转基因猪”研究的领跑者。
在与华南农大一墙之隔的广东省农科院，转基因技术同样炙手可热。该院畜牧研究所主持的重大专项“减排有机废弃物的转基因猪新品种培育”和以提高产仔数等繁殖性状指标为目标的专项都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吴珍芳表示，对任何国家和地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都将是巨大的挑战和机遇。一旦它被应用到现实生产中，就将在提高产量、改善品质、预防病虫害等方面起到令人惊叹的作用。转基因技术将成为生物农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广东有足够的理由成为转基因技术的领跑者。吴珍芳认为广东的优势在于，技术和产业都很完备，水稻、生猪、肉鸡以及水果、花卉、蔬菜等种业都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另外，广东有着雄厚的品种优势。
粤企行动 养猪场变身生物实验室
除了华南农大教授外，吴珍芳还有一个头衔：温氏食品集团研究院院长。对于即将到来的转基因革命，广东的农牧企业磨刀霍霍。
与常见的生物技术实验室不同，吴珍芳的实验室直接建到了温氏的养猪场里。
“温氏每年销售480万头猪，哪里去找这样好的实验条件？”他笑着说，温氏集团每年还拿出数亿元科研经费，与大学和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技术开发。
与内地农业大省相比，广东农牧企业与科研院所之间良好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独特的优势。温氏集团与大学的合作就由来已久。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年拿出利润的10%给华南农大，科学家们常驻温氏，为企业解决科研难题。“最高峰的时候有13个教授同时在温氏，教授的科研和企业的结合越来越紧密！”
科研合作让温氏集团尝到了甜头。2008年，广东首例克隆猪诞生在温氏的农场里，在以往一家一户小农生产的时代，这样的高科技成果是无法想象的。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总裁温志芬透露，目前，克隆猪的数量已经达到100头。“一旦需要，克隆猪随时可以商业化!”他自信地表示，克隆猪已经成为温氏集团随时待命的秘密武器。
从2009年开始，温氏集团参与启动了转基因猪的重大研究专项，试验基地就设在温氏。“有些技术可能暂时用不到，但不能不做，否则人家一旦做出来你就有市场风险”，温志芬认为。
作为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的评审人之一，温志芬认为，与IT等产业相比，中国的生物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并不大，率先实现突破的可能性更大。比如疫苗研究，只用了短短一个月，中国就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成功并推广甲流疫苗的国家。目前，温氏的兽用疫苗已经得到国际认可，销往印尼、埃及、越南等很多国家，越南总理甚至邀请温氏前往当地开办疫苗工厂。
“自己研发的东西更切合企业发展的实际，也更容易实现配套”，温志芬认为，一流企业必须从事自主研发。
聚焦争议
公众“无知”，谁之过?
关于转基因技术风险的争论从来都没有停息，近年来公众对转基因食物的恐惧有增无减。
转基因食品能吃吗?是否会伤害自身以及下一代的健康?
转基因作物安全吗?是否会出现不可控制的性状，是否会出现有关物种的衰退甚至灭绝?
转基因品种可靠吗?是否会产生更大的耐药性，甚至出现物种变异?
对于从事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和企业而言，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实验成果喜人，但吴珍芳坦言:“公众对转基因有担心，政府压力自然就大，技术商业化就需要很长时间!”
对于争议中的转基因技术，吴珍芳认为，与自然育种、杂交育种一样，基因育种的原理也是通过基因来选育新的动植物品种，区别在于，其速度和精确度远远超过前两者。
“目前世界上尚未发现转基因有害的任何直接证据，”吴珍芳澄清，之前的几个案例都是传言。
尽管一再澄清，但公众对转基因科技的恐惧并未减少，另一方面，科学家也在抱怨，公众对转基因科技还是多少显得“无知”。
专业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应当承担起科普责任，但现实是很多科学家不愿抛头露面。吴珍芳无奈地说:“你一讲话，就肯定有人会反对你，让你没办法安心工作。”他建议，应当鼓励方舟子这样的科学家从事科普宣传。
吴珍芳的担心有着现实原因。“有关部门在决定是否批准商业化时，会考虑公众压力。”去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院士主持的转基因水稻项目就引起过轩然大波。
对于转基因遇到的尴尬，有关部门已经开始行动。今年9月，由国家农业部组织南方几省份地县级农业主管部门负责人齐聚广东，主题正是培训如何进行转基因科普工作。
温志芬也表示，企业会根据市场接受的程度去推广转基因产品，希望相关的科普教育能够跟上技术和产业的发展速度。
在科学发展史上，任何新的技术发明都可能引起争议，而且往往时间很长。上世纪60、70年代，关于杂交水稻的争论持续了20多年。人们质疑杂交水稻是瞎搞:水稻一杂交，是不是把另外的品种就灭亡了?新品种是混的，产出来的大米能吃吗?当时的袁隆平同样倍感压力。
网友数星星
转基因那点事———争议要降温，投入应升温
生物农业本是个偏门冷门的技术，却因为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尴尬地展现在公众面前。一方面，公众确实存在着对生物技术理解上的盲点和误区；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者“低调务实”的姿态，也令其增加了神秘感；再加上一些组织和国外企业的有意炒作，转基因食品的争议愈炒愈热。“这不是好事!”一位主持转基因研究的中国科学家表示，对于转基因，争议应该降温，投入应该升温，需要警惕的是，国外种业公司对我国种业市场的侵蚀，中国生物农业领域“保种”形势不容乐观。
转基因农作物在美国和欧洲的用途基本上是工业原料和动物饲料；在中国却是给人民吃的主粮和食用油。连非洲国家都拒绝购买邻国南非生产的转基因玉米。
———云南财大教授顾秀林
有控制和严格
管理下的转基因植物和转基因粮食作物的研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但坚决和强烈反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
进口和食用推广。
———南方报网网友“宋建国”
新一代的转基因作物能改变食物的营养成分，将会让消费者更切身地体会其好处。例如，转基因技术可提高稻米中铁元素的含量，以减少以大米为主食的人群当中常见的
贫血症。
———打假斗士方舟子
转基因作物的开发与推广，除了作为食品本身的安全性，还受到其他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比如环境、政治、经济、伦理等等。但就食物来说，只要上市了，就没有什么不能吃的。
———南方报网网友“似水识途”
权威访谈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陈志强———保种形势严峻
在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起步快几年和慢几年，拉开的距离就是10年，20年。
南方日报：在未来的国家战略中，生物农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陈志强：在发改委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只有生物种业涉及农业。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发改委已经开始对全国的生物种业进行布局，试图以生物新品种研发来带动整个产业链。与此同时，科技部、农业部启动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中，转基因重大专项总经费到2020年将达到200亿元。
国家已经意识到，目前中国生物种业正面临着国外挑战。中国80%以上的生物种业市场被几家英美公司控制，触角已经延伸到中国。这种危机在棉花、玉米、大豆和蔬菜上表现尤其明显。如果不能在技术和产业上全面提升，中国农业的龙头就将掌握在欧美公司手中，这又涉及到粮食和
食品安全问题。
南方日报：在这个国家战略中，广东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陈志强：遗憾的是，广东在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等国家科研战略中，能够以主持人身份拿到的只有少数几个，例如华农的转基因猪项目。
实际上，广东把生物产业发展的重心更多地放在生物医药上，与长江流域和北方省份相比，对生物种业投入存在差距。现在大家是凭着个人或者单位力量去做，而不是整个广东的力量。
广东还没有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可以上市的种业公司，还没有一个全国经营的种业公司，但很多外省公司已经打入广东，在广东试种，甚至直接购买广东研发的新品种。
南方日报：在生物农业领域，广东应该做些什么？
陈志强：应该根据自身需要，形成大的研究团队和研究平台。科技怎么样才能发展？一是有领军人物和
学术带头人，二是研究基础实力雄厚，有特色和优势。具备这两点，政府一推就上去了，只靠专家自己需要的时间很长。
现在引进好的生物农业人才很难，国内好的博士大部分都出国了，吸引力就在于自由，不用每天应付考核。国外一个科研项目可以持续多年，不像中国这样变化频繁。有些归国专家告诉我，没有那么多精力整天跑项目。
盘点家底
海洋生物编织广东蓝色梦想
广东拥有丰厚的海洋家底：海岛、港湾、海洋生物和可再生能源等海洋资源极为丰富；海洋生产总值连续15年位居全国首位；2010年6月，广东被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最新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属于国家重点支持领域……
专家们断言：广东已迎来海洋经济大发展的良机。企业家们惊叹：如此庞大的海域面积，哪怕只利用1%，也将带来惊人的经济效益。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广东寻求“深蓝GDP”之路并不平坦。与海洋大省地位极不相称的尴尬现实是：广东共有3000多种海洋生物种类，去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GDP的17.4%，但这块大蛋糕中，海洋生物产业的产值偏低；广东是全国海洋生物研究“重镇”，但传统海洋产业仍处于粗放型发展阶段，结构性矛盾突出。
“广东省是海洋大省，却不是海洋强省。”中山大学副校长、科技部863计划海洋技术领域专家组负责人徐安龙教授说。
徐安龙建言，广东要利用海洋生物资源多以及海洋生物研究院所多的优势，抓住海洋生物产业战略“两翼”———做大做强海洋生物制药和海洋生物育种。
在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中寻找抗病毒、抗
肿瘤特效药，已成为国内外研究开发的方向，其产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而海洋经济生物的基因工程育种、染色体工程育种、DNA分子标志辅助育种等，也前景可期。
■把脉产业
六大隐忧拖住粤生物产业“出海”
1.企业偏小。与世界大型制药企业相比，我省海洋生物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与国际大公司差距甚大，尚未树立起成熟的企业形象和品牌形象。
2.人才短板。广东海洋科技力量仅处在全国11个省市中等水平，尤其是顶尖级人才数量与山东差距很大。
3.体制障碍。与国外相比，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海洋生物科技与经济结合不紧密等问题突出，科技体制有待改善。
4.配套薄弱。目前广东省与海洋生物产业发展配套的支撑产业和服务业方面十分薄弱。海洋生物技术产业上、下游所需要的大部分仪器装置以及试剂都需要进口。
5.政出多门。我省海洋生物产业的研发、生产、监管、进
出口、人才培养等管理分散在发改委、科技、农业、教育、卫生等部门，导致政策不配套，产业链条、价值链条被分割，有限资源投入分散、效率不高。
6.引资不足。在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广东与国外大型生物企业的技术合作较为忽略，引导外资投向研究开发重视不够，外企在广东建立的研发机构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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