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毒副作用而宣告失败。美国通常要投入12亿—15亿美元，经过12—15年才能开发出一个可以用的新化合物。我们没有必要再重复这样的过程。这么多年来，已经有些化合物证明对
癌症有效，再加上我们研发的特殊成分，需要做的就是用正确的方式给药，使其充分发挥作用。”
癌症分为实体和非实体两类。孔庆忠认为非实体癌症如血癌，用传统的静脉或口服等给药方式是合理的，但是对实体癌症便不适用了。“大家都在考虑药物的敏感性，却没考虑到静脉或口服给药的方式很难让药物在
肿瘤部位形成足够高的浓度维持足够长的时间。”
“我们研发的抗癌新药的核心技术被科学界及媒体称为肿瘤治疗领域的一场革命。应用时，在肿瘤病变部位的药物浓度可提高数千倍，维持3—4周。植入剂在精确击杀原发肿瘤和残存癌变病灶的同时不参预全身循环，因而无明显
不良反应。”孔庆忠的自豪溢于言表。自2001年创建公司至今，孔庆忠的团队共申报发明专利580项，87项已授权，10种抗癌新药拿到了3期
临床的批件。“做完3期临床后，如果没有意外，很快就可以开始批量生产了。”孔庆忠介绍说，“拿到临床批件后，这个东西就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了。从2007年开始，全世界20强的制药企业有一半多都来找过我，希望买断我的专利技术。风险投资就更多了。在和他们谈的过程中，我越来越相信我能够做出全世界最好的抗癌药。我可以吸纳资金和别人合作，但是不希望别人买断，我希望最好的抗癌药能在中国诞生。”
艰苦的创业
“如果我当年明确地知道这个过程如此漫长，8年的时间里一分钱都赚不了，我一定不敢做。”这是孔庆忠的创业感受。
2001年，国内合作方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与带着一项估价3450万元人民币专利的孔庆忠合作成立了山东蓝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2002年，孔庆忠举家回国。实力雄厚的投资方，信心十足的孔庆忠，全力支持他的家人，一切只待他大展鸿图。然而，他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设备购买困难，对口人才奇缺。不过，这还不是最难的。
2006年在公司急需呵护、欲出成果的关键时刻，国内合作方发生人事变动，突然撤资且把项目用地、在建的动物中心和科研、试验、生产车间全部拿走。这场“天降大祸”把公司置于清算注销、扫地出门的绝境。在几近绝望的情况下，孔庆忠经过数日的思索和与知心好友倾诉沟通后，立誓要把世界上最好的抗癌药奉献给祖国。他斩断退路，变卖了在美国的全部家产，再加上个人四处筹借，终于重建公司，稳住了部分特需人员。国内合作方拍卖的厂房则是济南高新区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买回交给了孔庆忠。靠着员工和朋友的大力支持，孔庆忠扛过了这一关。
“情感上受打击最大的是2003年。当时，我们买了一批用做肿瘤模型的雄性小白鼠。没想到，3个月后它们居然生了5窝幼崽。这说明小白鼠的性别出了差错，已经失去了实验价值。”那时，孔庆忠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这对我的打击很大。我当时就想回国是不是太早了？或者我是不是不应该选在济南？”孔庆忠甚至想趁着一切还不算太晚，结束公司。当时国内合作方原董事长的一番话留住了他：“孔博士，别着急。你们在从事一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成功了必将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失败了也很有意义，因为你尝试了、尽力了，后人可引以为鉴。”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8年的坚持终于迎来今日的希望。
回国的选择
“我一直有着感恩的心态。我觉得我走的路似乎冥冥之中有个力量牵引着我。”孔庆忠说。
2002年回国时正是孔庆忠科研事业的顶峰时期。“我喜欢搞研究，我现在所做的抗癌药的研究基础正是我提出的细胞脑（核外以中心粒为中心的蛋白复合体）理论。”孔庆忠尽量用浅显的语言介绍他的理论：“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细胞的中枢是细胞核，我发现细胞核之外该复合体才是细胞更高的信息调控中心。大家都认为基因突变是癌变的根本，我发现基因病变是细胞脑病变之后的继发现象。”2002年的美国科学发展大会上，孔庆忠的演讲引起轰动。2003年，英国《医学设想》杂志连载了孔庆忠有关细胞脑理论的3篇文章，引发了激烈讨论。的变化。”孔庆忠说。就在2001年后，经国内合作方盛情邀请，孔庆忠放弃了美国的生活回到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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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寒窗带上博士帽，10多年留学美国成为科学界骄子，10年回国在‘创业战场’上拼杀变成世俗的‘傻子’，”孔庆忠这样描述自己，“感触最多的是感恩之情，是坚定不移报效祖国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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