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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无水分”的药价
我们简单地假设，<一个没有“虚高”的药价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制造商通过制造药品，在零经济利润下，获得40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又可被分为三大部分：一部分分配给了原料商，另一部分分配给了雇员、债权人、广告及其他服务商等（人工成本、三项费用），剩下部分则成为股东利润。
其次，由于成千上万的制造商向医院单独直接配送药品是不经济的，物流商通过其地域性的集中配送服务，同样在零经济利润下，得到10元收益。制造商及物流商相加后的总收益50元，则成为“理想的”、“无水分”的药价。
现实中的药价
现实存在的药价中，除了上面提到的制造商和物流商收益外，还包含了金额不小的其他环节收益，对应的受益者是医院、代理商、甚至医生。这些环节收益的存在，使得药价从50元膨胀至115元。为什么会有其他的“吃蛋糕者”长期存在呢？
医院的15元收益来自国家政策。药品加价是政府为维持医院在低诊疗费下的运作，而“迫使”患者（以及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垄断溢价，是一个“以药养医”的“政策泡沫”。
代理商（甚至医生）等中间受益者的根源来自药品制造的过剩，由此产生了特定的“影响成本（费用）”，及对应的“中间环节利润”。
中间水分将长期存在
假设某种药品在一个无中间环节的理想价格下处于供求平衡点，且每一个制造商赚取零经济利润。这时如果一个新的制造商（产品、成本、资源均相同）想加入市场，它必须对消费者施加额外的“影响费用”才能从其他现有厂商手中夺取市场份额。在“影响费用（成本）”无法转嫁的情况下，此厂家只能得到负的经济利润，从而最终将无法在市场中立足，因而市场仍将维持原来的竞争格局和平衡价格。
但是，如果厂家可以将这种额外的“影响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则它就可以生存并获得市场份额。这时，我们不仅看到“虚高”的药价，也会发现“药价越高就越有市场”的奇特现象。“影响成本”的可转嫁性植根于药品消费的“决策人”与“付费人”的分离。医院和医生可以无成本地影响消费者，使其承担过高的药价，而过高的那部分正是前者所获得的“影响费用”。
近几年，国家为压缩中间环节利润，解决药价虚高问题，主要采取了两项政策：一是发改委的批量药品降价，二是医院集中招标采购。
前期，有关单位负责人又透露出可能实施的第三条措施：取消医院药品加价。批量降价“牵一发而动全身”。按惯例，制造商按照药品批发价的一定折扣向代理商供货，而批发价则一般按发改委或省物价局核准 的零售价除以1.15来计算。同样，药品销售的其他环节也是以零售价或批发价为基准，按一定的百分比获得利益。因此，发改委的批量降价，倾向于对链条上的每个相关者施加较为均匀的影响，制造企业、流通企业、医院等都同步“受损”。但是，制造企业可以通过游说和谈判，来避免其产品进入降价范围。这方面，独家产品有更多的腾挪空间。中间商承受更多的招标采购冲击。集中招标采购的药品，将中标价加15％～20％，就成为此药在医院中的实际零售价；这个零售价一般会比发改委或物价局核定的零售价低30％以上。由于代理商在招标前就和制造商以核定零售价协议好了供货价格，一旦受到招标冲击，想向上游转嫁或分摊“损失”并非那么顺畅。因此，代理商是招标采购的直接受打击对象，制造商则可以依靠其产品在临床上的功效或品牌优势，一定程度上阻挡招标冲击的传导。
取消医院药品加价对其他环节影响不大。从药价构成看，由于转嫁“损失”的可操作性不高，取消医院药品加价的政策影响难以通过价格链传导至其他药品制造和销售环节。此外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医院大多依赖药品收入来维持运营，取消医院药品加价，必将伴随提高诊疗费等配套措施才能得以实施。那么，一种可能发生的讽刺现象是，取消加价后，患者所支付的实际医疗费（包括药费和诊疗费）并未减少，只是“虚高”的药价变为了“实增”的诊疗费。